监察委员会调查权属性问题研究

监察委员会在宪法层面的独立属性,以及调查权自身的权力指向、权力运行、权力结果等,决定其具有不同于侦查权的复合色彩。对于调查权的属性不宜进行单一化的解读,调查措施的内容与指向具有突出的党纪党规色彩,调查后的处置结果统合了党纪、行政、刑事等不同方式,呈现了更加鲜明的复合色彩。     

论法院案件集体讨论机制的变迁——从审判委员会到法官会议

以审委会为代表的案件讨论机制的实践合理性正日益受到社会情境因素的影响，由此产生审委会决策机制的功能限缩问题。在审委会实际角色作用逐渐转变的过程中，法官会议讨论程序逐渐浮现并得到制度化。法官会议所具有的“正反校验”作用有助于解决疑难案件中法律适用的权威来源问题，很大程度上替代审委会规范法律适用的功能。法院内部案件集体讨论机制的流变，反映的是法院内部权力集中度的差异，即从审委会的功能限缩到法官会议的制度化呈现出从集体决策权到集体讨论权的权力变迁过程。与之相对应的是，法官群体在审判权力方面渐进的规模化、结构化、自主化，集体理性走向个体理性的过程得到强化。     

基于GARCH族模型的葡萄酒投资指数的波动性分析

对葡萄酒投资市场的波动性进行研究,选取伦敦葡萄酒交易所(LIV-EX)发布的样本区间为1988年1月至2013年11月的LIV-EX Fine Wine Investables Index月度数据,对FWI月收益率序列的平稳性、异方差性进行分析和检验。基于GARCH(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Generalized 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kedasticity)族模型来描述FWI的波动集聚性、敏感性及其杠杆效应。结果表明,FWI月收益率序列是平稳的,其指数波动具有高阶ARCH效应,并且具有正向非对称的反杠杆效应,但不存在ARCH in Mean效应。     

税收优惠能否激励风险投资：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风险投资支持初创科技型企业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市场失灵,如何进行政策引导成为关键问题。以投资抵扣税收优惠政策(财税〔2017〕38号文)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政策效果。结果显示,投资抵扣税收优惠增加风险投资基金对初创科技型企业的投资,且对有限合伙制基金、投资本地基金、经验丰富基金以及非国有基金的正向作用更大。排除投资价格竞争、新基金设立、新企业创建以及税收套利等替代性解释后,证实投资抵扣税收优惠的影响渠道是提高基金的风险承担。风险投资基金策略更多转向初创科技型企业,说明结构性减税政策具有显著的定向引导效果。以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财税〔2011〕58号文)为对照,检验不同形式税收优惠的影响,发现整体性直接降低风险投资基金企业所得税率造成基金的初创科技型投资和风险承担下降。研究表明,相对于降低企业所得税率,投资抵扣税收优惠更有利于激励风险投资支持创新创业。     

杠杆调节、投资转移与脱实向虚的挤出效应

近年来中国实体投资率呈现下降趋势,宽松政策和杠杆激励都没有显著改善投资状况。本文在杠杆紧缩约束下,从企业投资转移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并使用2007年至2016年A股3000家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杠杆紧缩约束对企业投资行为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实业投资率不仅存在替代效应,在杠杆紧缩状态下,非金融企业更多地会因流动性短缺、规避风险等因素主动选择实体投资转移而提高金融投资率,由此导致非金融企业投资出现"脱实向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