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阎锡山的笔墨交往

毛泽东一生未曾与阎锡山面晤，但却有过多次的书信往来和通过代表互转口信。一支纤细的墨笔，一张薄薄的信纸，竟然改变着一个个时局的走向与进程，在山西。乃至中国的抗战史上写下了特殊的一页。     

郭沫若抗战史剧昭示的人权真理

郭沫若是为中国人民谋求人权的杰出战士,也是设计人权治国方略的先行者,他的六部抗战史剧,称得上这方面的力作。剧本依靠舞台形象所昭示的人权真理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批判剥削阶级破坏人权的罪行,歌颂人民大众争取人权的壮举,揭示人权与国权的内在联系。     

近30年区域抗战史研究述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抗战史研究逐渐受到学界重视,涌现出一批通史性专著、专题论文和资料汇编,以区域抗战史为主题的学术交流活动也日益频繁。现有区域抗战史的研究成果,既有讨论特定区域抗战地位的综合性研究,也有针对特定区域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方面的专题性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是学界还需要在加强新资料的挖掘和利用、加大对基层区域的研究、深化对不同时期抗战史实的研究、强化研究深度、拓宽研究视角、创新研究方法等方面有所着力,以进一步提升区域抗战史的研究水平。     

关于中国区域抗战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以晋察冀边区与河北省域抗战史研究为例

构建中国区域抗战史的理论体系与架构体系及其立论视角与研究方法,是中国区域抗战史研究亟待解决的共性问题。中国抗日战争所具有的“两重性质”即抗日与民主(反帝,并伴随着反封建)和“双重目的”即民族独立与建立新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并伴随着开创新中国),决定了区域抗战的本质及其战略总目标(在抗战中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社会),这是构建区域抗战史的理论体系与架构体系的关键所在。唯有站在中华民族抗战与中国未来前途的新视角、新高度,聚焦中华民族抗战与国内民主改革之关系,才能科学地构建区域抗战史的理论体系与架构体系,并在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抗战史观的同时,真正克服历史虚无主义与碎片化。     

敌人的敌人还是敌人

敌人的敌人是朋友．这是世界历史和国际政治游戏中的一条铁律。但千年以前的东亚大地，尸积如山、血流成河的一场又一场大拼杀．却为这条铁律写下了一个空前的大例外。有宋一朝319年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一部“边患史”、“抗战史”、“吃亏史”。对付的敌人先是辽，接着是西夏，然后是金，最后是蒙元。     

二战时期的中国重庆对外交往初步研究——以文本文献和影像文献互证的尝试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已成为当代学术研究的宏大领域。抗战时期的中国影像文献是世界观察中国的史料宝库。发掘并利用这一宝库,运用影像史的理论和方法,可以极大地推进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拓展国际视野,以世界的眼光看中国,以战时重庆外交界为切入点,运用文本文献与影像文献的互证,共同还原抗战时期驻华外交使团的历史场景,进而展现战时重庆外交界创造并见证的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时刻,从新的视角论证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付出的巨大牺牲,彰显中国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的巨大贡献,和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发挥的转折性作用。     

自我表达、现实介入与文本的历史性——郭沫若《棠棣之花》创作过程考论

从1920年的“诗剧”到1941年的“史剧”,《棠棣之花》从一部“半成品”到最后定型公演的漫长过程,贯穿了郭沫若“五四”和抗战时期两个最重要的文学活动阶段,见证了他从浪漫主义抒情诗人到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的成长。作者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对作品的补充、调整和修改等,实际上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不存在文学性的浪漫主义抒情诗和政治性的宣传剧之间的对立。梳理《棠棣之花》从“诗剧”到“史剧”的创作过程,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到郭沫若在自我与历史的对话中不断展开个人生命活力的过程,也有助于打破通行观念,深化对现代文学历史特性的认识。     

小说递进与历史的人

何顿的小说《来生再见》与他200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抵抗者》在叙述上有诸多相同、相似的内容。就区别来说,《来生再见》是适合这个时代的、经过打磨后的更为细化的《抵抗者》;但就小说的原创价值而言,《来生再见》并不是何顿的第一部具有突破性转向风格的作品,他只是略有递进地改写了自己十余年前的作品。     

抗战史：应做深层次反思

历史是一面多棱镜。对抗战史只有从多个角度去看，才能知道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艰难，并能明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军民的卓绝功绩，同时也能正视我们民族存在的传统病弱，从而以更为理性的教育鞭策和激励后人为强国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