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朦胧诗"与北岛、多多等人的诗

“朦胧诗”是以《今天》诗人为代表,不同于“现实主义”倾向的一股当代诗歌思潮.它与“五四”提出的建立“人的文学”有相通之处,但把诸多荒谬的、“倒挂”的经验带进了诗歌世界,因而具有与现代主义文学相通的美感面貌和艺术风格.不过,他们的诗又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相区别：与西方现代主义既把客体世界看成是荒谬的,同时也认定主体世界的荒谬性不同,“朦胧诗”肯定主体的意义,企图以诗重演过去的创伤性经验和创造新的未来,重建人的尊严和诗歌的尊严.“朦胧诗”之所以产生广泛的影响,既在开拓了新的诗歌言路,也在言说方式的多样性.     

国际新格局的战略前瞻

国际新格局的形成是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进程。在国际政治上,将中经"一霸回归"、"三强抗争",进而走向多极世界。在国际经济上,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将中经"起步"、"助跑"和"起飞",进而刷新国际市场面容。世界是转化过程的集合体。面对世界性的政治抗衡与经济竞争并行的转化时期,人们要审视冷战与冷和、信息社会与工业社会、物质与精神的三个方面的战略变位,以助推国际结构转化的进程。     

日元国际化战略述评

一、日元国际化历程　　所谓日元国际化是指日本试图在国际经济贸易 (比如外汇交易、贸易结算和外汇储备等》中把日元纳入广泛的货币使用和货币储备当中 ,以使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当前日元国际化的战略目标就是建立以日元为主导的亚洲货币区 ,推动日元成为与美元、欧元相抗衡的基轴货币 ,形成三极国际货币格局。日元国际化可谓由来已久。 196 4年日本正式成为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 8条成员国”,开始承担日元自由兑换的义务。 2 0世纪 70年代以美元危机为背景 ,日元国际化得到进一步发展。 1972年 5月日本政府废除“外汇集…     

独立与抗衡:抗战前夕新桂系统治下的金融业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新桂系独霸广西金融业,在省内建立起一套独立完整的金融体系与中央抗衡,对广西金融业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消费者偏好背景下的买方抗衡势力形成与影响

与以往研究关注产业链内部因素不同,对于厂商利用消费者偏好因素的买方抗衡势力形成机理和影响的研究考虑了市场环境因素作用的买方抗衡势力理论研究新视角。将消费者偏好的市场差异建模为同一产品在不同市场中消费者效用差异,基于外部选择博弈和Hotelling博弈的基本原理,构建综合反映上、下游厂商纵向关系和市场内厂商间横向关系的博弈模型。对下游厂商跨市场并购前后均衡结果的变化进行考察,得到下游厂商利用消费者偏好特征形成自身买方抗衡势力的机理以及该行为对厂商本身和竞争对手谈判势力、收益水平和规模带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存在消费者偏好差异的市场间厂商并购行为不仅可以提升合并厂商自身买方抗衡势力和收益,也不会对竞争对手造成负面影响,甚至可以提高部分竞争对手的买方抗衡势力、收益和规模,产生与水岸效应相反的结果。同时,对均衡结果进行福利分析,表明下游厂商的并购行为将提高总产业利润,但会降低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     

美国如何抗衡限制性援助

抗衡限制性援助是美国政府贸易融资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减少限制性援助的使用 ,美国政府采取了两项主要战略。一是推动并参与经合组织成员国关于限制性援助的一系列谈判 ,直接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二是设立限制性援助基金 ,直接抗衡限制性援助。     

晚清地方与中央相抗衡的制度因素——以东南互保为例

义和团运动兴起后,清政府盲目地颁布了宣战上谕,而东南督抚却公然违抗谕旨,与各国商订了东南互保章程.这一地方与中央相抗衡的典型事件,主要是以地方督抚拥有政治、经济、外交实权为前提的,客观地反映了晚清政权体制的不完善.     

民国时期唐继尧地方实力派与西南军政府的关系

民国初期云南地方与中央关系,其实质即唐继尧地方实力派与西南军政府之关系。以往由于简单地将唐继尧归为军阀一类,对其与孙中山处同一阵线进行的西南护法、对孙中山西南军政府的支持及相互关系等有关问题的研究显得不足。作者在文本及档案资料基础上,通过对该时期史料的重新梳理与进一步解读,希图更全面地揭示出当时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复杂与多面性特征。     

独立与抗衡：抗战前夕新挂系统治下的金融业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 ,新桂系独霸广西金融业 ,在省内建立起一套独立完整的金融体系与中央抗衡 ,对广西金融业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初始收入分配如何体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兼论两大类型企业中的分配原则

现实收入不是决定于贡献原则而是社会原则,社会原则又由强势者制定;收入差距的拉大反映出市场机制的不健全性及法律制度的不公正性。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就必须从改革分配规则入手,而这根本上又在于解决社会问题力量的不平衡。一方面,就民营企业的收入分配而言,直接的劳资谈判结果必然有利于雇主,为此,就需要引入能够提高弱势者地位的抗衡力量,这包括制定劳动保障法以及推行集体谈判权等;另一方面,就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而言,其收入分配不仅涉及到作为内部人的劳资之间,也与社会大众密切相关,从而必须引入由外部人参与的收入分配体系和外部监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