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文学中的那耳客索斯母题——与主题学相关的几个问题

路易丝·文奇的著作全面地阐述了从奥维德时代到19世纪初那耳客索斯形象的多重意义,重点分析了神话故事的原型意义及相关联的三个母题:影像母题、错觉(或幻觉)母题和认知母题。认为自12世纪该主题即被确立,此后几个世纪里影像和错觉(或幻觉)母题得到强化。那耳客索斯形象是骄傲的傻瓜,他被虚假的快乐和表象所欺骗,而认知母题几乎被忽略。14世纪的新阐释,那耳客索斯则成为善于遗忘的男人; 15世纪则成为关注美的物质形态的男人; 17世纪强调这一形象的情色和感性元素; 18世纪讨论了两种自恋的区别,一种指向自我认知和对人性的认识,另一种是导致贫乏无知。该著还提出了关于"历史"主题的概念,以及关于题材史作为文学研究方法价值的问题。但该著并未揭示"那耳客索斯"母题的本质。     

爼豆与军旅非二事:阳明学人的用兵实践与工夫修炼

与传统儒学反对武力和战争的态度有异，王阳明及其后学中的用兵者愈发强调兵将的重要性。其军事实践的最大特点是从工夫论的角度融摄兵学。孟子所言“不动心”与“养气”等不仅是文士的修身工夫，亦是兵将必备的心理品质。危险的兵事处境成为一个特殊的修身场域，提升了阳明等人的为学进境。阳明学人的用兵实践是阳明学“事上磨练”之工夫论旨趣的一个生动呈现，既彰显出儒学工夫论的实地用功的特质，又是对传统兵学的拓展。     

论十七年文学知识分子叙事伦理模式的生成

十七年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是以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为前提的。在全新的社会制度下,知识分子虽然在理论上与工农兵具有法律上平等的社会地位,但在现实中他们又不得不接受"人民"的改造。在工农群众面前,我们能明显感觉到知识分子的"道德自卑"和强烈的罪恶感。因此,自觉地向工农兵学习,成为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获得道德救赎的唯一出路。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的情感认同是一个时代的选择,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义务和道德职责。     

1950年代:“本质—特征论”文学定义的形成及影响

1950年代形成了"本质—特征论"的文学定义,即先界定文学的意识形态本质,再界定文学是用形象的方式来反映社会生活、体现意识形态的特征。这一定义的思维方式是先界定事物的普遍性,再界定事物的特殊性,突出事物的普遍性关联,轻视事物的独特性质的揭示,使得文学研究本应着重研究文学的特殊性成为空话,不利于认识文学自身的规律。1980年代的文学审美论试图突破这种定义方式,但1990年代以来,反本质主义的文学语境论再次回到从事物的关联性定义事物的思维老路,文学自身本质问题受到质疑,弱化了文学与审美关联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小学语文教学中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

小学语文不仅侧重对学生读与写的能力培养，还指导学生在语文的长期影响中提炼关键内容，锻炼学生阅读、理解文章的能力，同时为其他学科的学习夯实基础。因此，建议教师转变传统教学方式，将注意力从分数上转移，重点加强对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提升语文教学的课堂效率。     

“大班委”班集体建设参与的尝试——以宿迁学院五系为例

"大班委"即是由除却常规班级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外,在院系学生组织任职的本班籍学生干部也参与进来所组建的"大"的班级管理委员会。本班籍的院系学生干部在班级的常规管理或学生个体的包容性发展乃至自助管理与服务过程中理应能够做到示范带头,并参与到班集体建设的系统工程中来,同时能够获得班级同学的认同,并以此强化院系学生组织干部的班级归属感与奉献意识,规避"舍班级求发展"的学生干部选聘的病态现象发生,是真正意义上班级同学与院系班三级学生干部的情感凝聚与有机团结。     

抑制或鼓励:民族危机下的人口问题

近代中国人口问题是备受关注和争议的社会问题。人口过剩论与人口不足论是20世纪前半期两种主要的人口观点:人口过剩论认为中国存在人满为患的危险,应采取相应的抑制人口生产政策;人口不足论则认为中国不存在人满为患的问题,而是人口不足的问题,与之相应的应制定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实质上殊途同归,最终目的都是改造中国社会弊病,图谋民族和国家的生存与发展。     

为什么——悼念一棵枫树?——细读《悼念一棵枫树》,并纪念牛汉

关于牛汉《悼念一棵枫树》的通行解读,不仅与作者牛汉的诗学理念相悖,也很难说清楚《悼念一棵枫树》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将牛汉的"悼念"行为放置在现代人与大自然互为主客体的敌对性关系结构中,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可揭开牛汉"悼念一棵枫树"的现代性内涵。作为客体的大自然和枫树,实际上是以死亡的特殊方式唤醒了诗人,使诗人从单一可控的主体复活为自由生动的生命个体,因此,《悼念一棵枫树》表达的是一个被拯救了的生命向自己的拯救者发出的致敬和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