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的罪恶:日本细菌战罪行与七三一部队

半个多世纪以来,围绕二战期间日本细菌战档案资料研究层出不穷,其中日美学者西山胜夫、莇昭三、奈须重雄、森正孝、谢尔顿·哈里斯、肯尼思·波特尤为突出.本文以日本历史学者田中利幸的著作《隐藏的恐惧》(Hidden Horrors)为切入点,结合心理学相关内容尝试分析二战期间隐藏在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成员暴行背后的心理因素.这一发现不仅是对日本侵华细菌战证据的有效补充,同时也丰富了这一领域的已有认知.     

常德细菌战与日本侵略

日本对常德发动细菌战攻击 ,给常德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常德会战是常德细菌战的继续 ,细菌战是日本侵略中国和世界的依靠力量。常德细菌战只是日本违反国际公约和人道原则的一小部分。为了维护世界和平 ,对于因美国包庇而逃避了军事法庭审判的日本细菌战战犯 ,我们必须予以充分地揭露和批判 ,日本政府更应深刻反省 ,认罪赔偿。     

死守南京十八天 粪桶作筏遁屠城

淞沪抗战刚结束，日军便在华中方面军司令长官松井石根指挥下进军南京。     

有关侵华日军细菌战问题的新补充

对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研究渐趋深入,但仍有不少空白点。如细菌战中受害的总人数、被用来进行人体实验的总人数、细菌战实施“种族灭绝”的危害性等,都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     

论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日军军事进攻重点的转移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致认为，日本侵略者在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已将军事进攻的重点由国民党的正面战场转移到共产党的敌后解放区战场。本文则指出，华北日军对共产党的华北敌后解放区战场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到１９４０年８月百团大战之后，华北日军才真正认识到战争的主要对手是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并把军事进攻的重点指向共产党的华北敌后解放区战场。     

试论日军在常德会战中使用化学武器的问题

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无视国际公约(法),在战场上频频使用化学武器,致使众多中国军民伤亡。大量史事证明,在1943年11月初至12月底的中日常德会战中,由于日本华中派遣军在作战中多次实施毒气(弹)攻击,致使中国第六、第九战区的参战部队伤亡惨重。此战中“日军使用毒气次数之多,为抗战以来所仅见”。     

武汉会战决策

武汉会战这场抗战史上中日双方规模最大的会战，中国军民在历时4个多月的血战中，不但粉碎了日军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企图，也鼓舞了全国抗战的热情。任第九战区第一兵团少将高参、后曾协助薛岳取得第三次长沙大捷的赵子岳高度评价国民政府在武汉会战的战略决策：“综观武汉会战，我军不仅在武汉城内弹丸之地作困兽之斗，而在武汉外围的广阔天地进行灵活、坚强的作战，予日军以重创，作战逾4个多月，竞无一个整师被歼灭，这都是由于统帅部正确的战略决策而来的。”     

抗战中击毙的最高日军将领

1941年2月5日清晨,日寇海军大将大角岑生乘坐日本海军的大型运输机,率幕僚从广州机场起飞,由6架战机护航,前往海南岛就任南太平洋舰队司令官,为进攻香港和东南亚做准备。不料,大角的座机在伶仃洋上空突遇旋风,引擎失灵,被迫折返珠江口西岸,拟迫降三灶机场修理。之后又遇大雾,飞机迷航后闯入广东中山县第八区（大赤坎村）中国挺进第三纵队的阵地上空。挺进第三纵队的防空观察哨发现日军运输机后立即上报纵队司令袁带,袁带当即下达射击命令。     

方军:一个人的抗战

满世界寻找抗战亲历者 方军对抗战老兵的关注,是从对日本鬼子的仇恨开始的,这种仇恨由他父亲那一代延续下来.他说, "我的伯父、叔父、舅舅都死在日军手里.为此,我父亲‘七七事变’后参加了八路军."     

许世友刀劈日军大佐

1938年10月25日下午，天空一片瓦蓝，没有一丝风。这时，三八六旅全体将士正潜伏在青峰山上，准备消灭进犯之敌。旅长陈赓和副旅长许世友，在一个只有五平方米的简易帐篷里席地而坐，对着地图精心研究作战方案。忽然，几个侦察兵陆续前来报告：日军大佐小野茨郎率领百余名日军和千余名伪军向这个方向“扫荡”而来，前锋离我军驻地不足十五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