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之“德”为“明德”论——兼论殷周之“德”的区别

"德"的原始观念来源于人们对"效能"和"能力"崇拜,是古代君王通过"巡省"方式树立自己的权威和影响力的反映。"德"字之初义就是"政治控驭能力和权威影响力",这种观念大概产生于部族联合体的尧舜禹时代,所以"德"不是周人的首创,周人只是提出了不同于商人的"明德"观念,以"帝迁明德"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依据。"德"作为政治控驭能力的代称包括"刚克"和"柔克"两种手段,作为"刚克"手段的刑罚也是原始"德"含义的一个方面。与周人的"明德"观念相一致,"明刑"、"明罚"思想也是周人"明德"观念的衍生思想。     

试论西汉中后期的经济政策

西汉中后期经济政策的演变是在汉武帝时经济政策的基础上所作的两次调整 ,没有背离这一基调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僭礼逾制":明清江南市民生活的潜流

人们社会生活的变迁,是了解那一时代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钥匙。本文以江南市民生活为观照对象,从衣、食、住、游等方面,考察明清时期“僭礼逾制”的生活潜流及其透露出来的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信息。     

论明末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

晚明时期的文化变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的本土文化资源。这一变动的核心是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转变和文化人格的转型,其社会基础是明中叶之后日益高涨的市民文化运动,其思想基础则是阳明心学的崛起。晚明士人的文化人格突出表现为“狂”、“隐”两种类型。它为当时的文化变革所注入的精神资源是个性意识的觉醒。     

宗族与风俗: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的缩影——以浙江余姚江南徐氏为例

明嘉靖万历时浙江绍兴府余姚地区的社会风俗变化很大,并深刻影响到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观念。嘉靖时徐天泽将风俗的变化归结为人们的"物欲",在讲求"义"的伦理政治下,"物欲"表现出的"利"对于社会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人们不再安分守己,以满足欲望为追求。余姚江南徐氏在明代由于科举人才辈出,引人注目。地方志从批判的角度记载风俗奢靡,编纂者号召人们移风易俗,反映了地方官的意志以及地方绅士的主张。最值得注意的是,士大夫通过宗族建设来移风易俗,维护社会秩序,造成宗族乡约化,进而组织化。     

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转变及文化人格的转型

晚明时期的文化变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的本土文化资源。这一变动的核心是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转变和文化人格的转型。晚明士人自我意识转变和文化人格转型的社会基础是明中叶之后日益高涨的市民文化运动 ,其思想基础是阳明心学的崛起。晚明士人的文化人格突出表现为“狂”、“隐”两种类型。它为当时的文化变革所注入的资源是个性意识的觉醒。     

明中后期的贪赃之风与法纪衰败

明中后期的贪赃之风与法纪衰败温晓莉明代初期的严法惩贪、吏治清廉，与中后期的贿赂公行、贪赃腐败成风，形成鲜明对比。同一朝代，前后如此通异，实为中国封建时代所罕见。（一）明代中后期官场的贪赃之风有三大特点：一是举国贪赃，侵吞公物，其面甚广，已酿成上下相蒙...     

预测与假说

科学理论既能解释已知的事件,也能预测未来的事件。预测得到证实是科学理论是否正确的主要标志。但哲学理论却不能产生预测。本文围绕这一区别探讨假说、预测、自明、规律、机制等概念并借以阐明哲学理论和科学的某些深层区别。科学理论以假说的方式提出,推论出某种可预测的现象,反过来靠这一预测是否实现来判明假说是否为真。之所以采取这样迂回的步骤,是因为我们无法直接判明最初提出的理论是真的是假。哲学关心的则是本性使然合乎道理的东西,而不是建构某种假说以合乎某些资料。哲学理论完全是解释性的、理解性的、和预言毫无关系。参照科学理论的建构方式,用预测能力来要求哲学,是从根本上误解了哲学理论的性质。     

庐山枪声（节选）

“不许动,举起手来!”一声粗犷低沉的喝叫犹如晴天霹雳,震得余游刃、程梦诚耳膜发胀,浑身一颤。抬头一看,七八米开外的垭口的一块巨石旁,站着两个手持左轮枪的彪形大汉,黑洞洞的枪口冷冷地对着他们。“啊!糟糕!”余游刃暗暗叫苦,此时他们正走在一条两旁都是几米高的石壁似的羊肠小道上,对方居高临下一站,     

英美口语中的两种重要表述手段——委婉和强调

口语是语言履行交际职能的最直接的方式,而口语语言的表达尤为重要。我们在接触英美口语时,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英美人很善于使用语言的委婉与强调这两种表达手段。根据交际目的的不同,抑或语气色彩淡雅,委婉含蓄,娓娓动听;抑或语言色彩强烈,锵铿有力,落地有声。这一弱一强,一暗一明的交替使用,使英美口语刚柔相济,相得益彰。这样既加强了交际效力,又增添了英美口语的魅力。 下面,笔者分别从委婉和强调两方面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