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处于区域性“少数民族”地位的汉族族群建构——对云南大理州鹤庆县金敦乡积德屯村的调查

积德屯村是一个随明代大规模屯田而入滇的汉族村落，在周边白族的包围下生活了几百年。作为一个区域性“少数民族”，积德屯村基于共同的族群血统的历史记忆和地域（行政区划）两个认同要素，把可行性的根基认同与可见的工具利益汇合，实现了族群的认同，并在现代化的背景下显示出了极强的适应能力。     

游于艺:徐渭的艺术精神

徐渭虽然是明代文坛的边缘人 ,但却代表着明代文学的一种新精神 ,就是以“玩文学”的方式消解“诗言志”、“文载道”的传统。他的诗文创作既非源自某种使命感或道义精神 ,也非社会的写照或干预生活的武器 ,而是一种游戏人生自得其乐的生存方式。他拒绝崇高拒绝深刻 ,化神圣为笑谈 ,化正经为滑稽 ,在明代文学特定的语境中横空出世 ,开启了晚明“独抒性灵”的诗风与文风     

也谈明代前期科举社会的流动率——对何炳棣研究结论的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 科举的社会流动是评估科举功能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科举学中的一大热点与公案。由于明代科举没有民族歧视或特权因素，且现存明代登科录资料较为完整，涵盖面也较广，使其成为研究科举社会流动的比较理想的对象，学术成果也较为突出。其中，影响最大的首推著名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教授及其皇皇巨著——《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以下简称《明清社会史》）。     

明代小说批评理论的文学传播倾向

明代的小说批评在当时小说大量涌现的情况下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运用传播学的理论知识来分析明代的小说理论,可重新认识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思想(即其所体现的文学传播倾向):通过张扬小说的教育功能、史学价值和娱乐功能来推动小说的传播.这不光拓宽了古代小说批评理论的研究途径.又完善了古代文学传播的理论构建.     

明代毛乌素沙地变迁及其与周边地区垦殖的关系

针对毛乌素沙地位处温带荒漠与干草原过渡地段 ,其适于人类生活却又易沙化的脆弱性 ,本区居民成分及人口数量在不同时段内的不稳定性 ,以及沙地变迁深受气候变迁影响的特点 ,提出历史时期沙漠化过程的研究应因时因地进行 ,才能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历史时期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文章以明代河套地区 (相当于今鄂尔多斯市 )以南长城修筑时间及地点作为时空坐标 ,讨论了毛乌素沙地长城沿线部分在明代的变迁 ,并联系战争对长城沿边垦殖活动的影响 ,分析了垦殖活动和沙地变迁关系。结论是 :明代毛乌素沙地南界基本沿长城一线 ;河套地区持续不断的明代政府与游牧民族的冲突和战争极大地限制了沿边垦殖活动的范围 ,有限的垦殖不是明代长城沿线流沙形成的主要原因 ,流沙范围的扩大更可能是自然原因     

明代学校、科举制度与学术文化的发展

学校、科举制度是明代重要的政治制度，不仅对教育制度、取士方法、官僚构成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也与学术文化的发展有密切关系。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明代的学校、科举制度作为高度中央集权政治制度下的产物，以绝对统一的程式取士，禁锢思想，形式与内容上趋于僵化贫乏，不利于学术研究和文学形式的发展。但同时学校、科举制度的推行，读书人数增多，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知识的普及与文化的传播。     

明代青花瓷器发展简析

在明代的陶瓷工艺当中,青花瓷器是比较值得注意的一个品目。明代青花瓷器的生产,是在继承前代尤其是元代青花瓷器优点的基础上而发展起来的,明代也是青花瓷器发展史上最鼎盛的时期。为让初接触青花瓷器的收藏者及爱好者对明代青花瓷器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本文即就明代各个时期青花瓷器的发展,作一个简要的分析。     

宗族与风俗: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的缩影——以浙江余姚江南徐氏为例

明嘉靖万历时浙江绍兴府余姚地区的社会风俗变化很大,并深刻影响到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观念。嘉靖时徐天泽将风俗的变化归结为人们的"物欲",在讲求"义"的伦理政治下,"物欲"表现出的"利"对于社会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人们不再安分守己,以满足欲望为追求。余姚江南徐氏在明代由于科举人才辈出,引人注目。地方志从批判的角度记载风俗奢靡,编纂者号召人们移风易俗,反映了地方官的意志以及地方绅士的主张。最值得注意的是,士大夫通过宗族建设来移风易俗,维护社会秩序,造成宗族乡约化,进而组织化。     

论徐霞客两游黄山的历史影响

明万历年间的1616年二月与1618年九月，对黄山来说，是两段非常荣幸并值得骄傲的日子。因为，江苏江阴人，明代著名的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两次游历、登临了黄山。也正是这两次游历、登临黄山，才使他在遍游海内各名山大川后的晚年，对黄山作出了：“薄海内外无如徽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