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好斗的官场不倒翁

<正>因为系列剧《神探狄仁杰》的热播,那个和蔼可亲,略带一点冷幽默的胖子一下子成为观众们最喜爱的角色之一。不过,真实的狄仁杰恐怕就没那么可爱了。在史书记载中,狄仁杰道德完美,好跟人争斗,不论皇帝还是同僚,他总要与之争个黑     

唐代明经试策形式体制考论

唐人以文取士,策为其最重要试项,“明经”为其“常选”两个科目系列之一。然明经试策文本传世极少,其形式体制多不能详。其发展变化大致呈现为三个阶段:由一项制至二项制最后稳定为三项制。前两个阶段试“经策”(“墨策”),可能短期和局部采用过“射策”形式,其直接文本今不得而见,然第三阶段所试“口义”或“墨义”应是此前“墨策”的变化形式,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论语》试策习业读本残片可视为其简化的文本形式;所试“时务策”则超出“射策”而进入“对策”层面,传世的权德舆明经策问表明其形式体制已臻成熟,可作为相对独立的文章看。     

新见唐人明经科资料考——以《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为中心

《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所收墓志包含许多唐代科举资料,其中明经科及第年份可考者二十人,年份不明者三十九人,均对《登科记考补正》有补苴价值。     

唐代“类明经”试策考述——“官人文学”研究之一

试策是唐代科举的重要试项 ,也是唐代文学的重要文体。唐人取士科目众多且复杂 ,类明经是明经系列中与明经科相联系和类似的专业性极强的科目 ,主要包括明法、明书、明算等科目 ,各科考试皆仿明经 ,但多有“专业”考试 ;其中有试策 ,而试“帖读”尤为一般论者所罕及。类明经在唐代科举中也具有特别的意义     

清初名臣孙嘉淦对国子监教学的重大改革

孙嘉淦在雍乾之际主持国子监事务,试图以明经、治事两种课程来培养人才,并提高贡监生素质,一度造成了国子监的繁荣局面.由于统治者仍对科举制度非常重视等原因,孙嘉淦的明经、治事之法成为具文,其改革终于失败.     

南唐登科记考

本文考以唐宋史传所载、诗话笔记、别集总集及有关资料 ,仿清人徐松《登科记考》体例 ,首次对南唐士人科举及第及知贡举情况 ,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梳理 ,它可说是对《登科记考》的补充     

考水与“明经胡氏”

婺源考水的胡姓，习称“明经胡”。“明经胡氏”所由何来？作者陈爱中论证严密，论据翔实。 大儒朱熹和小溪进士村又有何关系？程民生的短文为你从容道来。 都道徽州地处偏僻，历史上没有遭受战争破坏，但《烽火千年徽州路》一文却展示出这块土地苍凉的一面。 《祁门县马山村叶氏叙伦堂乙酉年眷祭活动考察报告》细致入微，翔实道来，资料性颇强。《徽学春秋》版块其它文章也都值得一读。     

元稹明经及第确切年代考

许多文献记载,元稹年十五明经及第,但究竟是实岁还是虚岁,不同学者观点不一。大陆学者认为是虚岁,及第在贞元九年,而台湾学者张达人则认为是实岁,及第在贞元十年。证诸文献,十五应是虚岁,是元稹报名参加考试的时间,而实际及第则应在贞元十年。     

文词在唐代科举选拔标准中的地位变迁述论

德行、才识、文词这三个最重要的选拔标准之间的矛盾几乎贯穿了唐代科举的始终,随着进士科地位的抬升及考试内容的变化,文词在与才识、德行的不断冲撞中逐渐占据上风。高祖至太宗时期,对德行、才识的重视都超过文词;高宗至玄宗时期,对文词的重视日甚,随之而来的是君臣上下对重文词的批评;肃宗至武宗时期,随着日益推崇文词,文词与才识及德行的矛盾也更为突出。曾有数次停试诗赋的讨论甚或施行,乃至出现更为激进的停试进士、明经科的议论;宣宗至哀帝时期,尚文词的倾向达到顶峰。种种矛盾的缘由与唐代立国的思想根基即"文德"政治密切相关,此政治设计明确要求文词为教化服务。关于客观上对文词愈益重视的原因,文中亦有探讨。     

丘浚论典狱之官

在明晰为政在人，人必与法兼用的前提下，丘浚对典狱之官提出了三方面的素质要求，即：发自内心之“哀矜”敬狱的主观态度；权势不移，财利不动，置祸福于度外之中正品质；通经明理之道德义士。抛开其历史的局限性，丘浚的论述有裨于当代中国司法队伍素质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