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与《圆圆曲》

吴梅村《圆圆曲》,作于明清易代期间。历来论者,皆以“冲冠一怒为红颜”为讥刺吴三桂,虽然不误,却不免失之皮相。结合明清之际史实读《圆圆曲》,互相参证,诗人创作之幽怀孤抱乃得昭然：盖借圆圆之遭际,抒兴亡之悲恨,于当日民族之劫难作沉痛之反思,表层刺吴讽陈,深层刺清,于崇祯帝自杀弃国之不智,深致惋惜,矛责及李白成军之“荒宴”,故不能承担内安外攘之历史责任。诗人的立场是民族的立场,而非仅明朝遗民的立场。     

从“遗民”视角看《人间词话》的内在矛盾

从"遗民"视角进入《人间词话》,可以发现"易代"的现实给知识分子带来的空前思考与表达自由,可以更好体悟《人间词话》的强烈个性色彩。但是,从王国维品评作家所依据的内在标准,又可以看出其身上所遗留的传统士大夫式的心理洁癖。正是这种新旧交替时代的过渡属性,造成了王国维进退失据的人生矛盾。     

"仲蔚爱穷居"与陶渊明的全生心态

根据《咏贫士》的"仲蔚爱穷居",可以判断该诗创作于晋宋易代之际,明确体现了陶渊明的全生心态:在乱世中驰骋官场,必遭无妄之灾;而安居田园,才是最大的幸福。     

商周“作冊”析辨

传世文献中“作册”记录少见,但在商周出土材料中用例较丰富。“作册”一词的呈现形式和使用语境有较为明确的历时变化,殷商到西周早期,几乎均是“作册+名”的形式,自西周中期起出现了“作册内史”“作册尹”,多指册命仪式中的宣命史官。西周金文中,“作册”发展出两个义项：遗存的殷商职名和西周职名的组成部分。殷商职名“作册”在西周时代,经历了遗存、衰落、隐没的过程,反映了周人对殷商职官文化的改造取代。商周铭文中“作册”相关称谓形式和使用语境的历时变化,实际上是“作册”词语内涵转变发展的体现,究其原因,与西周政权针对殷遗贵族的怀柔统治政策,特别是对于殷商职官文化的转化策略有关。     

论唐末易代文人的焦虑心态及文学书写——以杨凝式、冯道、和凝为考察中心

唐末五代易代之时，许多文人历仕多朝，几易其主，虽在各朝贵为权臣，但实为贰臣，他们对此心存焦虑。易主而从，实在是政权鼎革高压下畏祸顺受、艰难委身的无奈之举。因德行有亏，故其文多自我辩白之意。为缓解德行与声名焦虑，他们一方面通过游心释老获得心灵的慰藉，另一方面也试图通过立言以求不朽。在现实中，他们力图救世济民，获得心灵的慰藉；同时，采取随运任化的处世方式和人生取向，因而也表现出超然放旷的态度。他们熟知前朝旧制，吏能突出，安抚百姓，赢得当政者的信任和倚重，其中以杨凝式、冯道、和凝等人为代表。观照他们在易代之际心态的多面性、复杂性，可以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唐末易代之际贰臣的生存状态，加深对唐末易代文学的研究。     

同形异质：对常州词派寄托理论的超越——况周颐寄托论

晚清四大词人之一的况周颐承继了常州词派比兴寄托的传统,提出了"身世之感通于性灵"的寄托理论。他强调性灵与寄托的浑融合一,提倡来自性灵,不能自已,自然流露的寄托。况周颐寄托论是以性灵为本的,它与常州词派寄托理论同形异质,是对常州词派寄托理论的超越。     

论高启由元入明的心态及诗歌创作

元明易代不仅造成作家价值观念、人生态度的转变,也促使作家的创作心态和艺术旨趣发生显著变化.吴中诗人高启目睹朱明新朝气象,热情赞歌国家的统一,但由于他追求个体独立,所以又产生了与新朝"离异"的心态,其诗歌也随之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入明后高启进一步强调博大变化,主张诗歌"格"、"意"、"趣"兼具,注重以诗存史,其诗风从放拓、雄浑、苍凉演变为奇丽、深稳、含蓄.     

中国古代易代小说类型论略

从题材与主题考察,我国古代长篇章回历史小说最初最根本的类别是易代小说。易代小说就是以易代之际为主要叙事时间,以主宰王朝兴亡的历史人物为描写对象,以易代"兴废争战之事"为主要内容,以兴衰为叙事线索与情节模式,有着强烈兴亡之感、易代之思的历史小说。易代小说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学渊源,明清两朝现存的易代小说共33部。易代小说蕴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对国人影响极其深远。对易代小说这一类型进行专门研究能揭示我国历史小说的本质问题,将历史小说的研究引向深入,为历史小说和易代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     

易代风气下的红楼梦

明清易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深刻的变革,它对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伴随着政权鼎革,士大夫家族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文章聚焦于曹家以及《红楼梦》在这样的历史中所呈现出的独特意蕴,在周汝昌先生考证的提示下,进一步揭示《红楼梦》伟大的人本主义精神内涵和启蒙意义。     

明末清初松江府及其周边地区人口损失与历史人口估算

如果以松江府及其周边五州县的明初历史人口数据为计算原点,再以人口增长率3.4‰为基础,便有可能算出明清各时代自然增长下的人口数字。可是如此推算18世纪末的人口,较诸同时期准确的统计人口,竟高出达200多万之谱。要处理这庞大的人口差异,其实就是要说明这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是如何消失的。我们采取的方法是针对1641年至1680年间四个天灾人祸设定级别而作出微调,从而估算明末该地区的人口损失及人口发展状况。若将有关估算结果继续上推至18世纪末,也与乾嘉时代的统计人口相当吻合。这种方法一如其他估算之道,虽非定论,但可为史无明文但处于非常重要时空的中国历史人口,提供一个新的推算方法。此外,以我们的方法计算,1640年左右松江府及周边州县的人口已达500万之谱,这与乾嘉盛世同地区的人口相比,可谓毫不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