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离婚案件中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问题

在现代社会的物质条件和观念背景下,夫妻双方因感情破裂而不得不面对离婚的现实,这是极为平常的社会现象。近年来,随着离婚案件的居高不下,人民法院受理的涉及未成年人     

构建“适合天性,涵养德性,发展个性”的开放式校本课程体系

正建宁中学是江苏省唯一一所教育和保护有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学生的专门学校。这里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遇到了学习、心理上的双重困难,然而,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未来。针对这些特别的教育对象,建宁中学坚守工读教育根本,秉承工读教育传统,直面这样一个问题:怎样的教育才是切合学生成长需要的教育?近年来,学校创造性地构建课程体系,对课堂模式进行革新,秉持"时时是课堂,处处是教室,事事皆课程"的课程理念,遵循课程活动化与活动课程化的课改思路,从"工作室课程群"入手对课程设置进行分析、对学生成长需求进行评估,对学校课程进行规划重构,努力构建并践行"适合天性,涵养德性,发展个性"的开放式校本课程体系。     

浅析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品格证据之运用

品格证据制度是证据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它能比较全面的反映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因素和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内容，对他们的教育、感化和挽救工作起着重要作用。本文从品格证据的概念出发，通过探析我国品格证据的不足，提出完善我国品格证据制度的证据的建议。     

监护人性侵未成年被监护人现象分析及受害人生态重塑之路

未成年人被性侵的问题,已经成为困扰世界各国的难题。在严格的文化约束与道德禁忌以及严重的法律制裁之下,被监护人性侵案件却屡屡发生,原因在于:当前文化传统中的糟粕依然存在;作为加害者的监护人自身存在种种缺陷和需求不满;目击者或者知情者的不作为甚至冷漠;未成年人性教育的乏力无效;受害者认知、情感等方面的心理缺陷等。对于已经遭受监护人性侵害的受害者来说,应帮扶其走出困境、助力健康成长,重塑自身与周围的绿色生态系统,从内、外两个层面协同展开工作是解决该问题的根本出路。在内层方面,需要对受害人进行身体与心理修复;在外层方面,需要对其所处的"生态系统"进行修复,具体包括:在微观系统层面,为受害人重建安全、稳定、温暖的家庭环境;在中间系统层面,协调其家庭、学校、社区的关系,为受害人营造宽松、温馨的交往环境;在外层系统层面,加强社会保障与亲职教育;在宏观系统层面,国家和社会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在历时系统方面,对受害人进行长时间的追踪调查,开展有针对性的帮扶与救助。总之,保护未成年人需要国家主导、完善顶层设计,社会采取强力而切实的措施,最大效度地整合家校合作的力量,真正保障未成年人的利益。     

谷歌“死亡福利”

如果员工不幸去世，未来10年其配偶还能获得半数薪酬，甚至还有股权授予，还将向其未成年子女每月发放1000美元直至19岁。这是全球著名的通讯公司谷歌今年推出的新福利，因此该公司被网友评为“最厚道的雇主”。     

60年房屋变奏曲

听奶奶讲，解放前，由于家乡闹水灾，爷爷奶奶领着尚未成年的父亲一直过着沿街乞讨的生活。1949年全国解放了，政府给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安置了住所，当然奶奶家也不例外，虽然那是间很简陋的房屋，四面墙都是用笼盔围成的，但爷爷奶奶总算有了一个安稳的家。     

未成年女性被害人保护主体补位与协同联动

未成年女性被害人是一个更为特殊和弱势的群体,受到犯罪侵害后其身心备受摧残因而迫切需要救助与保护。本文基于社会保护理论分析框架和未成年人保护责任体系,运用文献和个案分析对未成年女性被害人的处境进行审视。在针对未成年女性被害人实施的保护行动中,家庭是与被害人关系最紧密的责任主体且发挥主要作用。当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尤其是女性被害人保护,亟须重构保护主体补位与协同联动机制,以家庭为基础、司法为焦点、社工为枢纽,协同学校、政府、网络等多元主体,打通固有边界、链接有效资源、聚合共同责任,持续提升多元主体主动履责、协同保护的意识、能力和效果,不断健全和完善新时代未成年女性被害人社会保护体系,为未成年女性安全生活、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未成年被害人转为犯罪人的原因及被害预防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形势严峻,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重视。而未成年犯罪人有很大的比例是由被害人转化而来,这种转化令我们痛心,也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文章尝试探讨了未成年被害人向犯罪人转化的心理原因以及预防被害的措施,以期在犯罪预防上有一个不同的视点,防患与未然,减少未成年人的被害,从而减少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发生。     

主观感知还是客观责任? ——中国农民工作回报期望影响因素研究

理清农民工作回报期望的影响因素进而精准施策,对于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和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意义重大。利用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和CGSS2015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结论发现:以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外出务工经历为代表的主观感知性因素是影响农民工作回报期望的关键,而以养老责任和未成年子女数量为代表的客观责任因素的影响则不显著。同时,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农民工作回报期望的重要因素,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农民对生理回报和安全回报有更强烈的诉求。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否定论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提议主要立足于三个命题:“犯罪低龄化”现象严重,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解决“低龄犯罪人”问题的应然手段,低龄未成年人已具备相当的辨认、控制能力。通过对实证数据与相关论据的收集分析,前两个命题得到证伪,第三个命题无法证明,由此可以否定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观点的合理性依据。从我国历史与近代刑事责任年龄设定的发展历程来看,调整年龄节点的主张从未停止,援用的理由相差无几,经历过多次变动与论证后延续至今,具备符合我国社会发展实践的合理性与稳定性。从我国的义务教育设置与年龄之间的对应关系出发,刑事责任年龄确定的基准点应以义务教育的结束为合理节点,采取“从高到低”的刑事责任年龄设定逻辑。综合上述理由,兼顾少年司法“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刑事政策导向,最终得出当前的刑事责任年龄设置合理,不需降低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