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不是“零和博弈”

<正>"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模式和架构的顶层设计。有人认为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是一种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关系,这显然是失之于偏颇的,有必要从法理上加以辨析。在法学理论看来,法治社会就是社会组织和公民权利的法治化,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社会治理的法     

美国华文传媒:多元文化主义背景下的发展状况

20世纪60年代始,美国族群政策取向发生了由同化主义向多元文化主义的转向,由此推动了华文传媒的蓬勃兴起。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政治、经济与文化政策方面的落实带来了宽松的族群传媒发展环境,华文传媒迅速成长起来并形成了伞状竞争格局,集团化、本地化与跨媒体的生存形态以及由政治依附到商业运营的运作方式转型。但是,多元文化主义在理念与实践中存在的文化个性与共性的冲突、文化与权利结构之间的矛盾、资本圈地下多元文化主义滥用等难题也对华文传媒发展提出挑战。     

城市青年的社会冲突意识研究

了解城市青年对社会群体间冲突的感知,并找到产生这种冲突意识的根源,对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有重要意义。公平感是影响城市青年社会冲突意识的重要因素,以往学者未关注的信任因素也对冲突意识有显著影响,特别是"政治信任"和"一般人际信任"因子,所以,对政府权威机构的信任和社会一般他人的信任都可以有效降低城市青年社会冲突意识。     

政府的城市治理与社会底层生存权利的博弈与平衡

当今，城管与小贩的冲突时有发生，这使我们不得不反思政府现有的城市治理方式。许多地方政府的城市治理在本质上遵循着一种权力美学的逻辑，过于追求视觉上的秩序，热衷于开展城市美化运动，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城市里底层民众的生存权利。政府权力主导的城市治理秩序与底层民众生存权利的碰撞，是导致城管与小贩冲突的重要原因。因此，要缓解城管与小贩的冲突，需要深度反思政府的城市治理理念，寻找城市治理秩序与公众生存权利的平衡点。城市治理只有尊重、包容与吸纳底层的生存权利，才有可能获得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治理秩序。     

公司利润强制分配

《法释[2017]16号》第15条规定的强制分配要件不完整、不准确且过于抽象,应予完善与细化。(1)前提:《民法典》第206条明确市场主体有"发展权利",强制公司分配除符合《公司法》第166条,还需有自由现金,以维护公司持续经营发展。(2)主体:上市公司股东亦有不退出公司前提下获取救济的权利,但应设一定限制,避免手段与保护利益间的失衡。股东对公司负有债务不影响其利润分配权,公司可依《民法典》第568条主张抵销。(3)行为与后果:依据《民法典》第132条,将滥用"股东权利"解释为"股东可支配的权利",涵盖股东自任董事、高管滥用管理职权情形;侵害公司财产权需与不分配、象征性分配结合,以别于普通侵权行为。公司累积巨额利润或长期不分配,违反《民法典》第76条规定的公司目的。大股东仍拒绝分配属滥用表决权,且为不当阻止抽象利润分配请求权向完整权转化,可类推《民法典》第159条,视为股东请求分配的条件已成就,小股东受有实际损失。(4)前置程序:为维护公司自治及股东团结,避免持续依赖强制分配,股东须穷尽内部救济。小股东往往只关心分配,与大股东分歧严重,应适用《法释[2019]7号》第5条,注重调解。《公司法》修订时应引入强制分配,并予以完善。     

伍尔夫的幸福的“僧侣屋”

伍尔夫所生活着的年代,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她是伦敦文学界的核心人物,致力于批判现行的思想和维多利亚时代前辈的传统。例如女人的权力,还有家的布置设计的一些问题。从一开始家庭就是一个特别的焦点,重新装饰家庭内部,创造一个宽松有生机的空间,来激励创新和自由的思想。质疑夫妻双方的领导权,作为社会组成的单元。     

服从多数原则下保护少数之策

领导者提高治理的现代化水平,不仅要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基本原则,还要注重保护少数者的正当权益。一方面,通过正向的直接积极行为,对保护少数者合法权益达成共识,保障权益,完善保护和补偿机制;另一方面,通过反向的间接消极行为,对多数者权力进行适当有效的制约。     

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协同演进动态研究

三中全会明确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具体战略,"全面"体现出区域发展的均衡性,而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问题则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从西部民族地区农村自身发展角度出发,为分析发展效率及其发展路径选择提供有益借鉴。分析结果表明:西部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效率与公平程度整体较高,但大多地区未达到生产有效前沿,重庆和宁夏存在产业内部结构问题,甘肃需要扩大农业生产规模。整个地区并不存在公平效率关系的两难窘境,适度的公平水平成为高效率的充分条件,但高效率并不能改变公平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