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价值、权力结构与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

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是其行政机构及成员基于组织特性、语言价值等多种考量因素进行博弈的结果。为实现国际组织的宗旨和目标，其行政机构基于国际组织的“组织性”特征尤为注重语言的实用价值，甚至以此作为主导性考量因素，英语因而在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国际性”特征要求国际组织必须兼顾语言的象征价值，这与其成员彰显本国语言的诉求相吻合。国际组织成员尤其是成员国的权力强弱对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影响深远，部分成员通过在特定国际组织中推广本国语言的使用来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及影响力。同时，历史因素通过保留国际组织权力结构中的正式制度对其语言选择产生延迟性影响，致使语言政策的变革滞后于成员之间的相对权力动态。     

从主权国家的兴衰看权力博弈形态的转型

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无论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还是科学行为主义理论,都是把主权国家抽象成一个统一的国际关系行为体。这一行为主体有一致的利益,也自然要有一致的对外政策目标和手段。在20世纪,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这一概念抽象是非常准确的。但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一概念抽象逐渐与国际关系的现实相违背。一方面,国家综合实力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具体领域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很多国家,包括超级大国在内,其对外政策的主要阻力可能不是所谓的竞争对手,而是其国内不同的利益集团。这导致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从假设到概念和推理层面,都已经无法解释和预测今天的世界,而权力小博弈理论可以为认识多元复杂互动博弈时代的国际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框架。     

政府的城市治理与社会底层生存权利的博弈与平衡

当今，城管与小贩的冲突时有发生，这使我们不得不反思政府现有的城市治理方式。许多地方政府的城市治理在本质上遵循着一种权力美学的逻辑，过于追求视觉上的秩序，热衷于开展城市美化运动，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城市里底层民众的生存权利。政府权力主导的城市治理秩序与底层民众生存权利的碰撞，是导致城管与小贩冲突的重要原因。因此，要缓解城管与小贩的冲突，需要深度反思政府的城市治理理念，寻找城市治理秩序与公众生存权利的平衡点。城市治理只有尊重、包容与吸纳底层的生存权利，才有可能获得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治理秩序。     

从检察长权力的运行看检委会决策机制的完善

检委会是检察机关内部的业务决策机构,检察长是检察机关的首长,二者既相互依存、相互统一,又互相制约,检察长通过决定议题范围、主导会议进程、行使决定"否决权"等方式影响检委会决策。检察长权力的强势运行阻碍检委会制度作用的发挥。对此,可通过限制检察长的自由裁量权、改进汇报程序、强化主持人程序规则、加强监督制约等措施限制检察长的权力,从而完善检委会的决策机制。     

风险治理视角下公共政策的变迁逻辑——以X市外来人口随迁子女学校关停政策为例

高风险社会情境中,政策变迁日益呈现出风险性、外压性和突发性的特点,关门模式、内参模式等传统政策议程模式正遭受外压模式挑战。通过构建风险治理视角下政策变迁模型,实证分析X市外来人口随迁子女学校关停政策。数据分析表明,地方政策运行轨迹因个体的行动决策而发生改变,其中政策系统开放程度、风险耐压域阙值是影响个体行动的关键变量。因此,需要构建信息沟通路径,向风险社会系统中的其他社会个体及子系统开放政策系统,在与社会其他个体和子系统的持续互动中实现地方政策的平稳变迁。     

严以用权是防止权力失衡的关键

我们基层一些同志,经常在一起议论用权不当而误入歧途的案例。笔者认为形成这种结果的关键原因,是没有正确认识和对待"权力"。领导干部能否正确认识和对待权力,按照规范使用权力,是每个干部的第一道门槛和第一堂必修课。严以用权,严字当头,严字是保持权力不失衡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严以用权的十个要求,即:敬畏权力、慎用权力、为公用权、依法用权、履责用权、务实用权、刚直用权、阳光用权、廉洁用权。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宗教发展的新变迁

改革开放引发了中国较为深刻的全方位的社会转型,我国宗教领域也发生了巨大变迁,各宗教总体呈复苏发展之势,宗教的社会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华宗教生态圈的动态平衡面临新的调整,信教群众的结构显著变化,信徒的阶层分布均衡化,宗教传播方式日益多样化和现代化,宗教领域的矛盾也日益复杂.这些变化对我国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使我国国家治理尤其是宗教事务治理面临许多新的挑战.     

服从多数原则下保护少数之策

领导者提高治理的现代化水平,不仅要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基本原则,还要注重保护少数者的正当权益。一方面,通过正向的直接积极行为,对保护少数者合法权益达成共识,保障权益,完善保护和补偿机制;另一方面,通过反向的间接消极行为,对多数者权力进行适当有效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