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在中国(1902—2000)

1902—2000年间,尼采及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情况值得回顾。中国人对尼采人格与著作产生浓厚兴趣体现在三个阶段。第一个是1918—1925年,当时关注尼采的中国文人与哲学家中,有几位成了五四时期和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现代中国思想的奠基人。1925年后,中国第一波"尼采热"退潮,中国知识分子失望地发现,尼采"重估一切价值"之说在中国行不通。第二波"尼采热"始于1937年抗日战争伊始,在1940—1941年达到顶点。第三波"尼采热"于1978年被点燃,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尼采研究盛况空前,各类文章、书籍、译本不断涌现。如果说第一波"尼采热"有助于对中国古代传统的"重估一切价值",第二波的特点是复兴或唤醒中国民族主义精神,那么第三波则涉及到存在主义价值与台湾国民党所代表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与中国大陆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也有些关联。1     

民国时期李石岑的朱子学研究

李石岑的朱子学研究向来没有被作为民国时期朱子研究的主要观点而予以讨论。这与他思想后期鲜明的唯物辩证法立场不无关系。但通过对李石岑朱子学研究的重新梳理,可以在他完整的朱子学论述中发现以往被忽略的价值,如他对程朱思想的禅宗溯源、对宋儒思想实质的判断、坚持朱熹“理气一元论”的主张、以禅宗“五位法”解释程朱思想、以人生哲学为角度思考朱熹思想等。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独到的创见,也对现代朱子学研究有许多启发意义。     

李石岑的两层人格诠释及启示

李石岑从哲学与教育两视角对人格进行了两层诠释:“表现生命”与“大意力之表征”.前者主张人格即是生命本质的真实表现,后者认定人格是大意力的现实表征,二者殊途同归于李氏生命本体里,从而共同倡导一种积极向上、勇于创造、苦战激斗、彰显个性的人格观.它源于生活又追求精神、开放实在又自主平等、理论扎实又关切现实,对当代中国的人格理论与人格教育尤其是青年及儿童人格教育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李石岑的人生哲学

李石岑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位哲学家.李石岑人生哲学以“生命”为本体,其最核心的内容是“表现生命”,包括“动”“变”“顿起顿灭”“扩大”以及“交遍”五条含义.表现生命的方法是“无为”,并进而提出一种生命艺术观.生命艺术观提升了人生哲学的境界,是世界未来文化的价值取向.     

李石岑的教育探索之路

我国近现代思想家李石岑先生不仅为中国文化及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还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做出了不懈探索.李氏对教育及教育学所作的探索与他的学问之路、职业生涯及思想发展历程始终相依相伴,这促进了中国教育学及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理论建构与向前发展.     

唯识学“刹那”义在近代的再中国化——兼论唯识学、儒学与西方哲学的交融

唯识学“刹那”义对近代中国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受支那内学院影响的哲学家熊十力、李石岑等人,他们都认为宇宙万物,包括心识或心性都是“刹那灭”的或说刹那生灭的,这是唯识学种子说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内学院重点宣扬的唯识学的特色理论之一。不过,熊十力等新儒家认为这刹那生灭的宇宙是刚健有为、活活泼泼的,他以《周易》的“生生”之义赋予在这“刹那”义上,从而归宗到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的立场上去了;而李石岑则以“刹那灭”义诠释人生之“生”,用唯识学接引了柏格森等人的哲学,强调刹那变化的人生背后有着一种创造的意欲,这便偏离了唯识学而更接近柏格森等人创造的进化论了。“刹那”义曾是这些知识分子建构近代形而上学的“共同知识”。     

李石岑对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批评--兼论五四时期李石岑的文化观

1922年3月李石岑发表《评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对梁漱溟书中的主要观点尤其是"三个路向说"和"三个态度说"进行了深入剖析和批评,同时就书中有关"文化""文明""东西文化"的观点或提法进行了讨论。李石岑的观点,与新文化运动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观基本一致,其论证手法则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对李、梁思想分歧的考察,可以透视李石岑当时的文化思想,也可以从一个侧面丰富对五四时期文化论争的认知。     

中国哲学与生命艺术观——以李石岑对梁漱溟的批评为个案分析

以李石岑对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批评为楔子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是以生命的艺术精神为鹄的。道德、科学、宗教价值固然重要,但是,真正引领未来世界文化的应该是艺术精神。同样,"境界"的高低也不是单线上升的路线。李石岑从历史和逻辑证明了艺术胜境才是符合生命的本质旨归。他的观点彰显了中国传统哲学中重"情"的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