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与周代村社农民的情感生活

《诗经》以生动优美的诗篇保留了周代民间种种家庭关系的真实而又广阔的图景 ,揭示了周代宗族公社内部血脉交融的伦理结构。从“疾病相忧”的朋友情谊 ,到温厚深挚的婚恋生活 ,再到“夫和妇随”的夫妇伦理 ,公社农民们在群体生活中生出的种种幸福、痛苦与感慨沉思就这样自然地流荡为歌、上升为诗。     

China＇s Household Tradition and Its Rural Development Path： With Reference to Traditional Russian and Indian Village Communities

能够对现代社会产生长远影响的本源型传统，构成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制度。在东方国家的本源型传统中，不同于俄国和印度的村社制，中国是家户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独特的中国农村发展道路。其中包括：以家户经营为基础的农业经营组织，家户内部农工商结合基础上的农工商互补经济，家户互助合作基础上的农村合作形式，家国共治基础上的农村治理体系。在中国农村发展进程中，尽管家户制一度被抛弃，但仍构成当下及未来农村发展的制度底色。     

村社理性中的国家与农户互动逻辑:基于苏南与温州“村改居”过程比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从村社理性视角分析“村改居”进程中村社反馈机制的差异。强村社理性的“村改居”得益于村社理性与国家理性的有效结合,从而避免了改造过程中权力主导与资本主导的消极后果,保护了村民在改造过程中的利益分配,村社具有贯彻国家理性,构建强共同体式福利再分配的功能。而弱理性村社“村改居”则因为村社理性无法调和国家与农户之间的关系,使得农户个体理性力量过度膨胀,分化了国家的改造力度,增加了国家对村社改造的社会成本。村社理性无法有效整合个体农户理性,就会导致国家与分散农户的冲突与矛盾。强村社理性整合了政府、村社集体与农户之间的利益与诉求,型构了合作性治理框架,而弱理性村社则形成了各个群体各自为政的分化型治理形态,造成了村庄内部的撕裂与无序。村社理性应建立在村集体经济与村级组织的民主化进程中,在与国家理性的良性互动中完善与强化。     

生活环境主义视角下山地农村生态治理的社会机制——基于云南诺村案例

农村生态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治理农村的环境问题需要从居民日常生活的角度出发,促进农村社区或居民成为生态治理的主体。生活环境主义基于生活者的角度看待环境问题,并通过激发生活者的智慧以解决问题,为农村环境问题提供了治理方向。以该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对云南诺村建立水源林历程的分析发现：诺村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地方环境资源有着紧密的联系,其生态治理是在村民小组层面的共同体行动;水与森林资源具有公共性,为村民共同占有、使用,从而赋予村民参与治理的权利与身份;村民会议是整合村民不同利益诉求、“说法”的平台,村民通过博弈达成保护环境的共识;在实践层面,诺村基于生活常识而形成治理规则,并依托村社共同体进行监督和制裁。以农村社区为主体、地方性知识为基础的生态治理,可为我国西部山地农村的生态文明建设及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借鉴。     

历史制度底色下世界土地改革进程与成效比较

土地改革是进入现代化的门槛。本文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将土地改革置于大历史和长时段的背景下,分析世界不同国家土地改革进程与成效的历史制度底色。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家户制、俄国的村社制及其农奴制、拉美和南非的庄园制及其农奴制分别为以上三类国家和地区的土地改革提供了历史制度,并规制着其改革进程、特点和成效。土地改革是产权制度改革,核心是“分”,但不可能简单地“一分了之”,其重要原因就是长期传承下来的社会组织制度原型不是一夜之间的改革能够改变和改造的。     

土地与农村公共品供给

集体土地,村社集体的经济实力是村民自治和农村公共品供给的重要经济基础.当前,解决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问题的方法有二:一是充分发扬农村的民主,完善村民自治,让村民有表达自己利益的充分条件;二是强化村社集体的实力.村社集体在兴办农村公共事业建设,联系农民和国家、市场关系上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但是在日前的土地制度形式下,我国村社集体的实力和办事能力被大大削弱,因此,必须完善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以提高村社集体的实力.     

20世纪初越南北宁省的村社俗例

讨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修订的越南北部村社的成文乡规民约(券例)中的村社社会民俗,以及这些民俗所反映的一些时代问题.对这些乡约的研究将有助于加深对越南村社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