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韩愈撰《南海神广利王庙碑》研究

唐元和十五年,韩愈应岭南节度使孔戣之邀撰写《南海神广利王庙碑》,记述后者连续3年亲自祭祀南海神的事迹。考察该碑背景可知,孔戣亲祀南海神受到了支持中央统一削藩政策、报答宪宗知遇之恩并实现个人主张等多重原因影响;其邀请韩愈、陈谏分别参与撰文、书写,则源于与两人个性相投。但碑文所提"海事"一词的含义混杂,与今之理解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批评前任诸岭南节度使的相关字句亦不完全真实。     

象征隐喻与传统再造——甘肃盐神信仰的人类学研究

民间信仰的复兴是宗教在社会和心理上的再起源问题,它往往表现为人们动用象征隐喻重新塑造传统。甘肃盐神信仰的复兴表明,这种再起源与过去传统所浓缩而成的隐喻及具有多义性的象征化仪式展演密切相关。     

华北村落的人类学研究方法

在探讨中国社会组织原则时 ,将华南的宗族研究范式与华北的满铁研究传统结合起来 ,可以形成一条行之有效的学术实践路线 ,这就是追踪调查再研究模式。它所具有的学术魅力在于 :(1)方法论上 ,确立了一种将不同研究传统结合起来的研究取向 ,即追踪调查再研究模式 ;(2 )与国际汉学人类学界接轨 ;(3)考察村落社会文化变迁的原委 ,洞悉社会转型期的实质 ,对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华北村落社会提供一场人类学个案解说     

形、神、韵-汉魏唐宋山水诗画艺术自然审美走向

自然美是人化自然的结果,山水诗画艺术是主体自然美感经验的物化形态。从六朝到宋代的山水诗画艺术,大致经历了从写形、传神、达意的转变过程,同时又折射出人们对自然美的认识的嬗变轨迹     

一个处于区域性“少数民族”地位的汉族族群建构——对云南大理州鹤庆县金敦乡积德屯村的调查

积德屯村是一个随明代大规模屯田而入滇的汉族村落，在周边白族的包围下生活了几百年。作为一个区域性“少数民族”，积德屯村基于共同的族群血统的历史记忆和地域（行政区划）两个认同要素，把可行性的根基认同与可见的工具利益汇合，实现了族群的认同，并在现代化的背景下显示出了极强的适应能力。     

以空间超越求长生久视——先秦两汉诗骚作品的求仙模式

长生久视本来是想使生命在时间上无限地延长 ,先秦两汉诗骚作品在表现这一主题时 ,却是采用了空间拓展的方式 ,通过在仙境、神境、道境中神游及其对所见到的不同景观的描写 ,展示了生命在不同层面的状态 ,使得抽象的时间在具象的三维空间中得到了生动、形象的表现。这种表现方式可以追溯到《远游》这一作品中。分析具体作品中空间超越的文化内涵 ,对于我们更深刻地解读这些作品具有指导意义。     

寻找失落的神草--关于(徭)草的考释

前人对<山海经>姑媱之山"草"的诠释,常常只抓住"服之媚于人"的致媚性能而忽略了其叶,其华、其实等植物特征."草"虽为"媚草",但并非媚草类的通称."草"亦非"灵芝".在先秦文献中"芝"并无神秘意义,"芝"被神化肇端于神仙方术家,谶纬之学将其神学符号化.李善注引宋玉<高唐赋>云:"精魂为草,寔曰灵芝",反映了战国后期神仙方术思想对楚文化的影响,是楚地原始巫风自然神崇拜向神道设教的圣物崇拜转化的一种表征.本文尝试将其致媚性能与植物形态结合起来加以考释,从而提出草即淫羊藿.     

专家观点：“现代乡绅”对城市的启发

中国社会历来城乡有别,但改革开放之前的农村社会组织结构是一种“类单位制”,与城市的“单位制”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同样承担政治动员、社会控制、经济生产的功能。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生产功能的淡化,基层组织的政治动员、社会控制的功能大大弱化。因此,改革并不仅仅是经济体制的改革,而是意义深远的政治体制改革。改革使整个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与此同时,基层组织结构与功能的转换,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公益事业无人过问、居民闲暇生活的单调、社会治安形势严峻、民间纠纷日益增多等等。在“类单位制”条件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下,…     

王夫之诗学中的“内极才情,外周物理”论

“内极才情,外周物理”是王夫之提出的关于诗歌创作的基本原则或理想,是伟大诗人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才情,意味着灵心巧手、文心笔妙。“内极才情”是诗人灵心巧手的艺术显现,是即物达情、文心独运、声情动人的艺术创造力的充分施展。物理,即万物之理、人情物理或人伦物理。“外周物理”意味着与物通理,理随物显,呈现神理,得写神之妙。“内极才情,外周物理”这一命题不仅适用于诗歌创作,而且适用于各类文艺创作;不仅符合古代文艺的创作实践,而且对当代文艺的创作富于启示意义。     

梁武帝的神不灭论新探

梁武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很有名的奉佛君主,并且在位期间曾经发动并组织了针对范缜《神灭论》的大规模批判。然而,关于梁武帝所主张的神不灭论,以往的研究较少从梁武帝自身的佛学和儒家思想背景出发来加以深入考察;而如果联系梁武帝的《立神明成佛义记》,就会发现其神不灭论的真实意义在于强调因果理论,并以此在伦理教化方面融合儒释二教,因此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