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逵小说的政治诗学（续）

三、“互文性”的文本建构策略 杨逵小说在构塑其“政治诗学”的基本形态时，还采用了“互文性”的文本建构策略。大家都知道，“互文性”一词，最早出现于法国的朱莉娅·克里斯蒂娃介绍巴赫金的文章之中，是为了陈述文本之间的相互联系；但是，在一些“互文性”特殊情况下，人们有时也使用“对话原则”。由于巴赫金本人提出过这样一种看法：     

台湾“日据时期”作家与“东亚鲁迅”的精神关联--以杨逵与赖和为中心

“东亚鲁迅”（包括“东南亚鲁迅”）的核心是鲁迅所提出的“抗拒为奴”思想精髓。东亚和东南亚的绝大部分国家，都有一个反抗异国殖民统治、摆脱被奴役状态、寻求民族解放的时代背景，所以他们是从“抗拒为奴”的基点上来接受鲁迅的。台湾同样有一段被殖民的历史，杨逵与赖和乃至大多数台湾日据时期作家，也最有可能在“抗拒为奴”的层面接受鲁迅，从而在他们的创作中留下印记。台湾“日据时期”作家“抗拒为奴”的诉求绝大多数体现在“国家民族”的层面，更多地出于一种民族救亡的需要，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个人层面的“抗拒为奴”的忽略和遮蔽。     

提升述史肌质:文学史编撰的创新之路——以杨逵的文学史形象为中心

在当今文学史编撰遇到提升瓶颈之时,文学史观、价值体系、框架结构、述史线索、文学史诸事实的筛选标准等问题尚难一下子得以改变,此时,应当考虑文学史述史“肌质”的提升问题.中国大陆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对杨逵及其作品的叙述,已经形成稳定的模式.如何丰富文学史叙事中的“杨逵形象”,不仅仅是文学史编撰的个案问题,而且是文学史编撰中的述史质量和叙事水平问题.提升文学史的述史“肌质”应当是当前文学史编撰的一条创新之路.     

杨逵——现代台湾的左翼文学旗手

文学虽然属于艺术与美学的范畴,却同政治关系密切。从谱系学角度来看,文学与政治互为表里关系的传统可谓源远流长。就中国而言,从《诗经》的“美刺”精神,孔子的“兴观群怨”,韩愈的“不平则呜”,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论”,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胡适、鲁迅倡导的“文学革命”,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精神,均说明中国文学与政治关系密切的传统;     

现实认知与文化沉思——文化视野中的杨逵及其作品

文中从文化的视角来观察杨逵及其作品中存在的多种文化现象,探讨在日本、台湾、大陆三地文化影响下的杨逵,如何展示战士、文化人和“耕地者”的多重身份,并且梳理台湾光复前后不同政治处境下杨逵文章风格的变迁、文字改写和杨逵精神再发掘的现象,从中发现启示。     

光复初期台湾文坛的胡风影响

胡风在光复初期台湾文坛产生较大影响,与一批胡风的友人聚集于此有关,但产生于国统区左翼文艺运动中、吸取了鲁迅精髓的胡风文艺思想与当时台湾文坛实际语境、目标和需求的深深契合,是更重要的原因。官僚统治的弊政需加以揭露和批判,黑暗、沉重的社会环境需有坚强的主观精神力量和激情加以对抗和突破,这使得胡风"主观战斗精神"论能在台湾文坛获得广泛共鸣和实践。胡风文艺思想当时已引起左翼文学内部的争论,这其实只是国统区和解放区不同语境所致,其留下的经验教训值得深加反省。     

论杨逵小说的叙事伦理——以《送报伕》为例

杨逵在《送报伕》中通过第一人称叙述、时空交叉、对比手法等叙事形式来组织事件、塑造人物,传达自己的伦理思想,叙事成为作者向读者传达知识、情感、价值和信仰的一种独特而有力的工具。作品所秉持的并非纯粹的自由叙事伦理学,而是自由叙事伦理与人民伦理的融合。     

杨逵小说的政治诗学

日据后期出现的台湾新文学，同祖国大陆，以及当时世界上其他被压迫、被殖民的弱小民族的文学并无差异，既属于20年代以后，国际上崛起的反帝反殖新兴文学的一个分支，又是中国人民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一环，故在台湾新文学中，不仅有对殖民当局统治意识形态的抵制，还有对民族身份的坚守，表现在文学上，就是或公开或隐蔽地消解、颠覆、破坏日本殖民当局推行的各种“统合”措施和“同化”政策。这方面表现最突出的，就是以杨逵为代表的“台湾左翼文学”。虽然杨逵使用殖民者的语言创作，却仍然完整保留了强烈的“中国意识”及“台湾属性”，     

论杨逵小说的叙事伦理

杨逵在《送报伕》中通过第一人称叙述、时空交叉、对比手法等叙事形式来组织事件、塑造人物，传达自己的伦理思想，叙事成为作者向读者传达知识、情感、价值和信仰的一种独特而有力的工具。作品所秉持的并非纯粹的自由叙事伦理学，而是自由叙事伦理与人民伦理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