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分与固化：非遗保护视野下族群身份标签化及其相关问题——基于香格里拉三坝纳西族非遗传承的两个案例

在现代性视域下,“祖先的东西”被看作是一种文化再生产的资源,族性的策略性表达是这一资源博弈下的产物。香格里拉三坝乡围绕非遗传承与族群身份表达展开的一系列实践,呈现了各个实践主体在其中的谋略与行动及其嵌套的逻辑。这些实践可被视为当地居民对族性身份的再造,这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传承人民俗身份的格式化。基于族群身份理论视角,对基层非遗实践的现代性逻辑进行反思,呼唤非遗社区传承从竞争性伦理走向协商性伦理,将成为可能。     

近代中国的"歧路人"——对罗家伦生平与思想的再认识

在当代中国,尤其是在当代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关于中华民国历史人物的研究,罗家伦一直是一个被有意或无意地"边缘化"的"尘封"死角,长期被"冷落".一个曾经被"民主斗士"闻一多"经典性"地政治批判为"靠五四运动起家"而"最后堕落成反民主的人物"的罗家伦,政治上似乎已经是"盖棺论定".然而,"穿过历史的迷雾",努力破除长期以来海峡两岸在罗家伦历史评价方面的"标签化"、"符号化"的历史偏见,从知识分子研究的视角对罗家伦的生平与思想给予新的阐释,仍然颇有价值且富有典型意义.     

流动儿童“自我”概念形成中的利弊分析

流动儿童作为一个特殊的儿童群体,他们伴随着父母一起流入到其父母务工经商的所在地,大多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地带,由于特殊的生活环境,他们“自我”概念形成过程呈现出特殊性。本文将围绕流动儿童的“自我”概念的形成,分别对这个过程中存在的利弊进行探讨,并提供相应的对策,以期最终达致对流动儿童群体的清晰认识,并为他们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     

农村单身汉社会形象再解释

通过对新闻报道、文学作品、影音作品、网友评论等资料的分析发现,目前媒介工具对农村单身汉的社会形象建构呈现极端化趋势。“犯罪、懒惰、无知、贫穷、孤苦、越轨”等负面评价成为该群体的主要特征。同时,学术界的部分研究结论也加深了农村单身汉负面社会形象的建构。然而本研究认为,农村单身汉与普通人在村落的社会形象与社会地位并无差异,未婚不会导致其被社会排斥,个体特质才是决定性因素。大众传媒与学术界塑造的标签化负面刻板印象极不利于农村单身汉的社会生存与发展。因此,对该群体应去标签化、去特殊化,对其给予客观评价,促进农村单身汉社会形象再构建。     

陕北人形象的媒介建构分析

陕北指陕西北部,是中国革命的红色根据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站在黄土高原上指点江山,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陕北成为全国重要的煤炭、天然气等能源基地。从革命老区到老少边穷地区,到现在的能源重化工业基地的发展,陕北人也摇身一变成为所谓的有钱人。陕北和陕北人的相关消息在各种媒体新闻中频频出现,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这种高度的关注中,陕北人的形象被媒介贴上了符号和标签,其中存在的某种偏向性影响着受众对陕北人形象的理解。     

论“新批评”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兼评国内高校文论教材的编写模式

文章认为,对"英美新批评"单质化与标签化的概括,有悖于它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新批评"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至少可以从三方面得到说明:一是要区分英国新批评与美国新批评。二是新批评不是铁板一块,其不同成员对于同一问题的理解和思考各有差异。三是新批评实践家的"文本细读法"并无统一步骤和程序。在借鉴英美文论教材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国内文论教材的编写模式,可以更为丰富多样、科学合理。     

对新生代员工管理的几点思考

如何挖掘新生代员工的工作潜力，以管理手段引导他们融入职场圈子，是当今现代企业共同面临的挑战。本文以分析概括新生代员工群体的特征为起点，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视角进行分析，对新生代员工管理提出了一些应对措施。     

关于“仇富”之类的修辞批评

改革开放给我国社会组织结构带来颠覆性变化,许多新的现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特别是有些一时的负面事象,比如“仇富”、“仇官”、“问题少年”、“医患关系”、“二代”类等等,在社会上造成一种“浑象”.从修辞批评的视角来看,这种“浑象”是因为语言标签化、语言对心理认知的导向性造成的.由此,我们必须履行相应的社会义务,澄清事象的本质,还原事实真实,倡导并培养积极健康的国民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