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徐敬德的认识论

韩国哲学家徐敬德,在韩国的性理学发展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徐敬德的气哲学是对张载、邵庸和朱熹思想的继承和改造.格物致知,重思考,但不能正确处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重视对"终极真理"的追求,但以自己无疑惑为最高境界,显然脱离了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     

论巴蜀文化与来知德的美学精神

巴蜀地处盆地,四面环山,但巴蜀先民并不局限于此,而是努力开拓,冲破自然的束缚,向外发展.这种态度深深积淀在巴蜀人心底,逐渐形成了勇于开拓创新的巴蜀文化精神.明末巴蜀学者来知德不臣服和恪守权威、传统,提出"舍象不可以言《易》""格去其物欲"以及"文能载道,何害于文"的美学观点,以正人心和世风.这正是勇于开拓创新的巴蜀文化精神在来知德美学思想中的折射,也是巴蜀美学精神的特点所在.     

阮元的经解

阮元是乾嘉学派最后一个重镇。通过对儒家经典中若干基本概念的梳理和阐释,以恢复原儒的思想、强化圣贤之道修已治人的实践性和现实性品格,是阮元经解的重要特色。阮元的努力对系统地清理思想史上的材料、凸显和发挥原始儒学中不为后人所注意的某些方面,颇有裨益,其得失、经验对我们也有借鉴意义。     

王阳明“误读”朱熹格物论之重思——基于心性之理与万物之理关系的考察

王阳明批评朱熹格物论“析‘心’与‘理’而为二”是否为误读,可谓众说纷纭。朱熹既然强调“心具众理”且“万理具足”,则即心求理应属可行,且足够穷尽世间万理,但他却要求学者一定去即物穷理,似有自相矛盾、心理为二之嫌。然而,朱熹的即物穷理实有心中性理须即物而显、万物之理乃心性所立两个隐微前提。心中性理须即物而显,故虽“心具众理”,而穷理工夫必于事物情境之中展开;万物之理乃心性所立,则虽即物穷索,而所求亦乃即物而显的心性之理。因此,朱熹强调即物穷理,同时也是彻底坚持了“心具众理”“心与理一”的原则。然而,相关前提在朱熹哲学中虽天然内具,却未充分展开,直至阳明哲学才被明确诠释出来,从而正式澄清了格物工夫中物理与心理的合一问题。抛开误读问题,朱熹哲学天然内具却未充分展开的内容,到阳明哲学则被明确诠释而大放异彩,可说阳明格物论是对朱熹格物论逻辑一贯的发展与完善。     

"格物""知止":定位《大学》的理论功能

作为《礼记》中的一篇论礼文章,《大学》言简意赅,层次分明,因此被朱熹挖掘出来赋予“四书之首”之尊,列为儒学“初学入德之门”之书。然而此后的学者对此却莫衷一是。究竟应当如何确定《大学》的理论价值?从研究文本的角度来看,“格物”“知止”是理解《大学》理论价值的关键概念,《大学》的逻辑思路与实质内容不仅据此得以建构,而且其对于后学的进德修业乃至深入理解儒学思想的内核都起到了很好的启蒙作用。     

从“心”与“理”之争到“格物”之辩:朱陆之争与王湛之辩之比较

朱陆之争与王湛之辩是宋明理学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的两个学术事件。两次辩论之不同点在于:朱陆之辩发生在心学与理学两个不同的学派之间,王湛之辩发生在心学学派内部;朱陆之辩是心学和理学关于本体论和工夫论的争论,王湛之辩是把本体论和工夫论糅合在"格物"的诠释中纠结在一起了。两次辩论之相同点在于:无论朱陆之争还是王湛之辩,都是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关于"社会秩序维护与百姓教化方法"的探讨。从理学派与心学派两派间的争论,到心学派内部不同分支间的争论,从"理外心内"到"心与理糅合为一",王湛之辩可以看作是朱陆之争的延续和深化。     

先秦认识论视域中的格物问题

《大学》中的格物概念尽管与古代宗教中"德能致物"的说法有其历史渊源关系,却也有重要差异,它已经不是古代宗教中的思想而属于战国时期的认识论的领域。本文从先秦认识论发展的角度重新审视思想史上众说纷纭的格物概念,并依次分析了格物概念中所包含的接物、感通和度量等不同义项。     

泰州王门巨擘──王一菴哲学思想抉微

王一在格物、诚意、良知、乐学、知行关系等中国古代哲学问题上，既忠实继承、积极推行其宗师王阳明、王心斋等人的学说，又给以创造性的阐释，纠正其流弊，进一步发展了他们的思想，对泰州学派形成独特的思想体系和学术风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读《大学》札记(二)

八目为儒学进修的阶梯。先从内部进修做起,开始个体自身修养,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由格物到致知,通过认识和研究事物而获得知识;进而"君子必诚其意",真诚做人,这是立身之本。最考验人的就是"君子必慎其独",     

朱熹、王阳明哲学进路比较研究--从对《大学》文本的不同解释来看

朱熹、王阳明哲学研究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理学研究的进路上朱子用“心”在事事物物上穷不变之“理”;而阳明则是将“心”上自足之“理”放置于事事物物上。研究进路有差异,但并不在于观点的对立,而在于切入点的选择上。二人的哲学研究从不同侧面都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