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代文人咏侠诗的审美表现

侠文学创作在文学史上早有,随时代发展又呈现出异彩纷呈的艺术特色。战乱频仍的南北朝时期,梁朝偏安南方一隅,其文人咏侠诗不仅反映出独特的时代风貌及前代文学影响,也体现出文人独特的心态及文风。文章从梁代文人咏侠诗的审美现象--诗中豪气、地理及季节特点、侠的佩带物及表现的知遇情结,仍可找出诗中深藏的文化根源,及梁代文人咏侠诗得以呈现别具一格的审美观的成因。     

对梁代文学分期问题的思考

梁代文学之分期,学界意见不尽相同,"三期分"的意见实与梁代文坛三派主张(复古、通变、新变)相为表里.本文对此问题再加思考,以为梁代文学可分前后两期,"渐变"、"激变"两派先后占据文坛主流.裴子野等为代表的复古派并未取得与上述两派三足鼎立的地位,只是梁代中期出现的一种文学主张而已.     

梁代折衷诗学思想的演进与影响——以《诗品》和《文选》为中心

《诗品》与《文选》是粱代文坛“折衷派”文学的代表.两部著作对诗人诗作的评价具有诸多共性.首先,在于“文质并重”思想下都对文采有所重视;其次,在褒扬五言诗表象下都对四言诗有所推崇.刘勰、钟嵘和萧统“三人对文学的观点比较接近”,单就诗歌而论,后二者的关系更为密切.《诗品》与《文选》在评价和选录诗人方面的共性如此之多,绝非偶然.这些共性展示了粱代折衷诗学思想正向的传递与延续.两部著作在对作家作品认同、诗歌题材划分方面的差异,又展现出梁代折衷诗学思想自身的不断完善.     

论咏物诗在齐梁间的演进

王夫之云:“咏物诗,齐梁始多有之。”本文在此基础上再作较为具体的判断,从作家作品之数量,诗歌题材之广度,艺术技巧及形式等三个方面对齐梁咏物诗的创作加以对此,认为咏物诗兴于齐,盛于梁,咏物诗全面兴盛的时间当在梁代。     

羁旅心态与庚信后期创作之关系

庚信由南入北，诗文创作也有了很大改变，这种改变和庚信独特的羁旅心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此种心态直接影响着庚信皇期创作题材的选择与哀怨的美学风格的形成中文系同时也为我们窥见庚信后期内心世界提供了一个视角。     

刘孝绰与梁代中期文学

刘孝绰作为昭明太子萧统东宫文学集团的首席学士 ,在梁代中期文坛有重要影响 ,这包括他所进行的“文质彬彬”文学理想的探索和文学总集编撰工作的实践对《文选》的启发。同时在他身上反映了士族文人与皇权政治的依附利用关系。但身显名贵的功利目的 ,是造成其文学思想的探索缺乏深入与贯彻 ,与创作实践形成脱节的重要原因之一。     

梁代三家书论述略

梁代袁昂、萧衍、庾肩吾三家书论 ,互有异同。袁昂的《古今书评》与萧衍的《书评》内容相近而观点有异 ;萧衍的书论与庾肩吾的《书品》形式不同而美学趣味相同。梁代三家书论的异同 ,说明梁代美学发展的特点或趋势 ,是“趋新”时尚下的“折中”或“折中”趋势下的“趋新”,反映了南北朝后期中国的文艺美学已出现“古质”、“工夫”与“今妍”、“天然”相统一的时代要求     

唐代岭南政区变动与岭南蛮族的关系

唐代岭南政区数量变动与当地蛮族关系密切。唐代岭南政区数量剧增,是隋末的三倍还多。这种变动从政区沿革来看,在于梁代设置、隋代撤废的政区有许多被唐代继承。从政区增置的主要原因来看,在于当地蛮族势力的坐大和一批蛮族豪酋的崛起,他们被国家以创置政区的方式纳入统治范围。蛮族的崛起及国家在岭南增置政区始于梁代,唐廷继续按照"职因地奖"的原则对蛮族豪酋授官。这就是唐代岭南政区剧增与蛮族的关系。     

并非偶然的巧合--《玉台新咏》与《文选》选诗相重现象析

分析《玉台新咏》与《文选》选诗相重现象,可以看出梁代文坛通变派与新变派在批评观念、审美趣味方面存在“共同语言”:一是标举情性,一是文词尚丽,两者汇成了当时文学思想的主流。如果只见二者之异而不见其同,就难以准确把握当时文学思潮的流向,当然也难以准确认识《玉台新咏》的价值。     

名人座右铭拾趣

铭，原是古代人刻在器物上，用来警戒后人或者叙述功德的文字，后逐渐演变成一种文体——“座右铭”。据载，我国的“座右铭”最早见于南朝梁代时编订的《昭明文选》中的“座右铭”一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