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光迪的古典主义美学思想

“五四”之初,梅光迪在和胡适的文学论争中激烈地批评新文化运动,并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和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古典主义倾向的文学主张。主要内容为:第一,提倡中庸,反对偏至;第二,维护民族文化传统;第三,须在传统中寻求恒定的美学法则。     

梅光迪对胡适学术思想的影响

胡适在五四运动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然而,从“逼上梁山”、“不用典”、“整理国故”到提倡颜李之学,其背后的动力,自觉或不自觉地来自梅光迪的逆向思想激荡,掺杂着保守主义的资源。胡适曾称“逼上梁山”是“偶然”的决定。梅光迪出于文化保守主义的守势立场,对胡适“逼上梁山”的思想激荡是必然的,对胡适而言却是偶然的攻势。易言之,梅光迪的必然信念促动了胡适以实验主义改良中国文化的偶然主张。     

梅光迪的人文思想与人文批评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初,梅光迪的文化思想经历了一次大的转折：从部分程度上对传统主流 思想的批判,到背依原典思想对五四新文化的主要倾向进行猛烈批判。造成这一转变的思想 引发和现实精神支持的,是美国新人文主义者欧文*白璧德及其人文思想。而与五四新文化 的重要倡导者、尤其是白话文学的倡导者胡适之间的关系,不仅成为梅光迪 的人文思想和人 文批评与现实发生关系的媒质,也使他的人文思想和人文批评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个人风格。     

群星璀璨的南京民国学术大师（三）

幼年读私塾，后入天津府立中学堂学习。1916年升入北大国文门(即中国文学系)。在北大期间，曾创立“新潮社”，主编《新潮》杂志，又任北大学生会负责人，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人物之一。1919年考取山东官费留学生，先后就读于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1926年冬回国后，先后任教于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又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并一直领导史语所直至去世。     

全球语境中文化诠释的歧异——从梅光迪、胡适往来书信看“胡梅之争”

文学革命初期的“胡梅之争”表面上看是胡、梅二人不同文艺观念和文字改革认识的论争,其实,他们内在的出发点是探寻世界文化接触后,中国文化如何顺应世界大势,中国文化存在的地位、角色、紧迫性与必要性的问题。由于语境的错位、教育、个性心理、行动的倾向性等原因,二人文化诠释出现歧异,其根源在于各自对中、西文化的功能、作用、发展前途的认识差异。从本质上看,“胡梅之争”是古典主义与实验主义、文化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对立的反映。     

论梅光迪对“提倡新文化者”的批判

梅光迪是"学衡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站在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提倡在中西文化融合的基础上建构民族新文化,对"提倡新文化者"进行了犀利的批判。梅光迪的批判包含清醒与合理的因素,但总体上是逆时代潮流而动,具有一定的肤浅性和情绪性。     

绮色佳之夏的旧事──胡适文学革命思路的探寻与再思

对胡适文学革命主张的形成，历来有种种不同说法。本文从胡适文学革命思想酝酿期（主要是在美国绮色佳期间）所关注的问题入手，研究他从文字到文学再到文字的思想历程，并进而分析了这一过程形成的文化环境。     

1915-1916年的梅光迪

梅光迪是《学衡》杂志得以问世的核心人物,他发起创立《学衡》杂志的原因,一半是他于1915-1916年间在美国与胡适进行文学论争的结果;一半是他这期间所受的白璧德人文主义的影响。因此,追溯《学衡》的出现以及"学衡派"的形成,有必要了解1915-1916年间梅光迪与胡适在美国进行的文学革命论争。这场论争不仅影响了胡适和梅光迪两人的命运,而且直接促成了作为新文化运动反对派的"学衡派"的出现。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学衡派”对中西文化的理解和诠释

与胡适等人提倡的"新文化运动"相对立,以梅光迪为领袖的"学衡派"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别样的诠释,对西方文明有着更全面的理解。梅光迪等人早年的教育以及留学经历极大影响了其学术旨趣。梅光迪早年接受了较完整的国学熏陶,到美国以后,又倾慕白璧德提倡的"新人文主义",强调现代文明的成功无法与传统相割裂。"学衡派"力图融合中西、汇通古今,在科学主义盛行的年代,突出人文的重要。"学衡派"的努力在当时并不成功,但与现代诠释学或有异曲同工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