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谣:新诗的潜在资源

周作人、刘半农等人提倡收集整理歌谣的最初目的，主要是民俗学意义上的。而当新诗被普遍认为缺乏必要的美学质素，写作者们四处寻求解困策略之际，歌谣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当作新诗的可能性资源之一。除在理论上把新诗与歌谣的关系作为一个话题加以探讨外，一些写作者也在创作实践中大胆地借鉴歌谣，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与此同时，也有人对新诗借鉴歌谣的做法持怀疑态度。     

梅山,何以命梅?

一般地名的形成,都是起源于当地的居民,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结果。梅山之名,也应起源于梅山本地。山地迷路的文化现象,在文字记载和文学描写中,都被称为"迷山",现实生活中也是一样。梅山地区方言、瑶人勉语、粤语读"迷"为"梅"。因此,"梅山"应是"迷山"的误记。     

解放区抗战歌谣的历史意义

作为一种在无产阶级革命与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共同语境下诞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解放区抗战歌谣开创了民族音乐与工农兵相结合、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大众化之新局面,全民抗日救亡歌咏运动高潮的兴起有力支援了全民族的抗日斗争。而解放区抗战歌谣在中国民间歌谣思想内容方面的拓展,创造了中国民族音乐史上的新体例和新境界。同时解放区抗战歌谣诠释了抗战精神,成为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和中华民族精神宝贵财富。     

董作宾:乡土研究的先驱

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存在过多种流派 ,如歌谣研究会、文学人类学派、社会—民族学派、“古史辨”派神话学、民俗学派、俗文学学派、延安学派等。作为第一个流派的歌谣研究会 ,是一个颇松散的团体和流派 ,其中持乡土研究观点的学者 ,如顾颉刚、常惠、董作宾、台静农、钟敬文、罗香林、白启明、刘经等 ,在歌谣研究会流派中占主流地位。本文以董作宾的《看见她》母题研究及其他研究为个例 ,阐明乡土研究思潮是 2 0世纪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最早的一种研究思潮 ,董作宾 (以及顾颉刚等 )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成就 ,奠定了中国民间文艺学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文学科的最初的理论基础。本文从 (1)“母题”的引入和比较研究的实践 ,(2 )家乡歌谣学应时而生 ,(3)考订与考订者 ,(4)综合研究模式的尝试四个方面 ,对董作宾的民间文艺学思想遗产和历史地位作历史的考察。     

论黎族歌谣

黎族地区素有歌海之称,广大黎族人民善于创作民歌,喜于吟唱民歌。《论黎族歌谣》一文,对黎族的劳动歌、革命歌谣和情歌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     

新一代中国民间文化学的开拓者--徐华龙

中国民间文化学是一门具有鲜明民族特点的人文学科,徐华龙是其学者群体中的一位佼佼者.徐先生研究的民间文化学领域,主要表现在民间歌谣、神话与鬼话、民俗学三个方面.在徐先生身上有着敢于开拓、善于思考、注重实证等体现着新时代特点和人文精神的鲜明个性.徐先生还为中国民间文化出版事业奉献了辛勤的劳动.     

管窥梅山乡村传统宴席礼仪

梅山乡村的传统宴席礼仪内容丰富,主要体现在着装、站姿、坐姿、邀伴、饮酒、用膳、奉茶、饮茶、陪客、寒暄、主宾席位、下席与告辞等方面,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特征鲜明,在漫长的民族融合中不断传承和发展。经过科学扬弃与合理传承,对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助力乡村文化振兴,不乏借鉴作用。     

口头诗学理论的范式转换及理论推进

民国初期兴起的"歌谣运动"号召文人到民间乡野采集歌谣,称歌谣是"原始社会的诗""民众的艺术",掀起了"眼光向下的革命"。在东方民俗学研究以歌谣运动为先声,在西方口头诗学理论对困扰着无数古典学者的荷马问题做出了当代回答,在地球的两端几乎同一时间掀起了重视非精英文化、非主流文化的人文思潮。随着全球化的普及和新媒体时代的来临,口头诗学理论与实践出现了"数字化转向""多媒体转向""非遗转向"三个转向,这三个方向将引领和推动口头传统未来发展的趋向。     

抗战大后方歌谣调研的思考

抗战大后方歌谣调查研究是针对抗战大后方历史的一项基础性专题文献考察探索。一方面,用历史眼光来探析抗战大后方歌谣不断演化的历史概念;另一方面,从历史文献保护的视角来探讨抗战大后方歌谣文献整理的紧迫性、必要性及其开发利用的历史需要和时代需要。同时,论述了抗战大后方歌谣的政治威力、艺术魅力等历史影响,并揭示出抗战大后方歌谣搜集整理与研究探讨中出现的词曲分离、视野屏蔽等问题。     

自然传承:民歌文化保护的最佳途径

<正>《诗经·魏风·园有桃》云:"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其实,民间歌谣不仅仅只是民众情感宣泄的窗口,同时,它也是民间思想、民间文化的一种特殊载体。通过民间歌谣,我们可以察民心、知得失、明兴替。从这种意义上说,民间歌谣与国家的盛衰、社会的治乱、文明的进退等重大问题是紧密相关的。民间歌谣成为社会发展的镜子,因而保护与传承民间歌谣既是文化多样性的需要,也是社会正轨而行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