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论楚辞源流

<文心雕龙>对楚辞的思想意义、艺术特色、产生条件、地位影响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述.其高明卓异之处,在于他能从文学发展的角度充分肯定楚辞产生的历史意义和对后世文学的重大影响,即以通变的观点来论述楚辞的渊源、楚辞的新变和楚辞的影响.刘勰认为一代文学的新变,既要接受"世情"和"时序"的影响,也要善于从传统文学中合理地汲取养分,因此,他主张"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     

两汉文献中的经籍传注——《两汉全书》编纂杂识之一

在全部两汉文献中，为前代或当世古籍所作的各种“传”、“注”、“解”、“说” 、“笺”、“诂训”、“章句”等，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些经籍传注是基于对一定专书整体考察而作出的系统注解，与此前散见的训诂资料有所不同，已具有一定的学术个性，是一批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学术著作。它们的应时产生，是经学繁盛的直接结果，也反映了经学发展对一般古籍研究的影响，以及经学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汉代社会之多元文化的发展。《孟子章句》与《楚辞章句》是一直为后世所重的两种章句体传注，前者推崇孟子、后者赞颂屈原，曾在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汉书》应劭注偏正式双音词研究

《汉书》应劭注偏正式双音词数量最多,偏语素与正语素有10种语义关系。有名+名→名等16种构词方式。名词具有绝对优势。偏正式双音词的词性基本上是由充当正语素单音词的词性决定的。注释学的繁荣,特别是它对义项加以选择、限制的要求,促进了汉语偏正式双音词的发展。     

刘熙载楚辞学的研究方法

刘熙载在研究楚辞时,运用了以意逆志法、多重比较法、举借概括法等方法,从而形成了一套颇具特色的文学批评法。     

陈寅恪"合本子注"说新探

通过对"合本"与"子注"相关文献的考察,认为两者属于不同性质的概念。以"广义合本子注"为线索,进一步指出陈寅恪先生"合本子注"概念中的"子注"实为"子本"。"合本子注"的提法不够严谨,其含义实等同于"合本"。最后指出,陈氏从佛学而非经学中寻找《洛阳伽蓝记》等书的体裁渊源,与其对史料的重视有关。     

从伊斯兰早期的《古兰经》注释学校看清真寺的学术功能

作为伊斯兰教的重要外化象征之一,清真寺具有的诸多功能在推动伊斯兰社会与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在相当长时期内所承载的学术研究功能,又使其成为伊斯兰文化形成、发展继而体系化的核心场所之一.其中,伊斯兰教黎明时期(公元610~750年)的再传弟子在麦加、麦地那、伊拉克创建的<古兰经>注释学校及其培养的杰出注释学家,就是清真寺学术功能的具体显现.     

楚辞与魏晋南北朝文学

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的浪漫主义有继承(如浪漫主义精神),有发展(如某些浪漫主义手法),也有扬弃(如“夸诞”),从而形成了自己一代浪漫主义文学的特色。而这种“同”和“异”又自有其社会原因、思想原因和文学意识方面的原因。     

再论《国殇》与《九歌》

《九歌》是屈原在民间“九歌”基础上写定的 ,可以认为是屈原所作或创造的。《国殇》是为牺牲的楚国将士而举行驱鬼活动的主祭歌。《国殇》以外的《九歌》其他篇 ,主要是表现对九位天神地的恭敬、赞美和依恋 ,《九歌》中的神、巫、人、鬼关系 ,就是一个由人和巫迎请神、送行鬼魂的过程     

王逸《楚辞章句·渔父》校记

本文以汲古阁原本《楚辞补注》为底本 ,参以笔者所见其余六种版本 ,对《渔父》一篇的王逸注解详加校勘 ,列其同异 ,定其得失 ,以求恢复王注原貌     

《山鬼》考

关于《山鬼》 ,旧主要有三种解释 ,一是“山之精怪说” ,二是“鬼、神同意说” ,三是“托鬼言情说”。文章用大量事实指出了旧说之误 ,提出了“山鬼”系“山”之误的观点 ,并提出了山鬼为男性的主张 ,认为《山鬼》篇乃是通过女巫对山神相爱、相思、相怨的表演 ,而达到娱神的目的 ,以求得神灵之护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