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相关文件政策强度与省域经济开放度关系研究——“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份实证分析

文章的特色和理论意义在于,尝试量化"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份"一带一路"相关政策文件,以设计政策效力、政策措施与政策保障的评判要点为基础,确定政策措施强度和政策保障强度.细致讨论"一带一路"文件的政策强度与经济开放度提升之间的关系,并讨论该关系在东西部地区的差异以及政策保障强度在政策措施强度与经济开放度关系之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政策措施强度能够正向促进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在经济开放度高于10％的省份中,政策保障强度正向调节政策措施强度与经济开放度提升之间的关系,政策措施强度和政策保障强度之间存在互补关系;政策措施强度中资金融通强度对于沿线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有着最显著的正向影响,政策沟通强度对于沿线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影响不显著;政策措施强度对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存在地区差别,西部地区更注重"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机会.建议:"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在政策设计上,不仅要对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内容作出合理规划和布局,还应对保障机制作出可操作性的安排.     

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借鉴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将劳动力转移、农业技术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联系起来思考,可以具体地考察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文章以农业技术水平作为门槛变量,选取2009—2019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泰尔指数测定城乡收入差距,以劳动力转移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得出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可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且该影响具有单一门槛效应.在农业技术水平较低时,劳动力转移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收敛效应较小;当农业技术水平越过门槛值达到较高水平后,劳动力转移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效果几乎增加了一倍.此后,通过替换解释变量泰尔指数为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农业技术水平为农业生产效率重新建立面板门槛模型,发现上述结论仍然成立,其检验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文章将农业技术进步、劳动力转移、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三个重要变量纳入同一模型框架中,在加深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一视角的研究的同时,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义.     

“形势与政策”课程规范化建设探究

"形势与政策"理论课是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主干课程之一,是国家对大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是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目前,"形势与政策"课存在课程组织管理不规范、教师队伍不稳定,以及教学内容缺乏系统等问题。究其原因是课程归属不清、整体把握缺失,以及课程话语失真等因素造成的。因此只有厘清课程归属、规范课程教材建设、优化师资队伍、开展立体化教学,才能有效开展"形式与政策"教育,达到预定目标。     

“双减”政策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双减”政策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研究表明:“双减”政策实施后,学科类辅导课支出的减少情况相比兴趣类辅导课更为显著,有效减轻家长的教育支出压力;学生完成作业时间的减少情况显著但不明显,略微减轻子女的学业负担;“双减”政策的实施对于多子女家庭减轻义务教育支出更加显著。     

晚清政府统管内蒙古东部政策的变化

清前期对内蒙古东部地区实行因俗而治和满蒙联盟政策,晚期由于形势的变化,实行了新政。在政治方面,中央设立理藩院与地方实行盟旗政治制度相互呼应;在经济方面由划地封禁到放垦蒙地;在思想文化方面采取了"从俗从宜,各安其俗"到开学堂办教育,开启民智。这些措施对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开发、社会进步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中国“小农”传统的当代解读——基于对广西甘甲村新农业发展的调查

研究"小农"可以让我们更好的理解当代农民的行为,在中国传统农村的小农经济正处于新农业的发展趋势之下,笔者希望在这一背景下重释中国的"小农"传统,以供与学界共同交流。笔者通过对广西甘甲村的实地调查,结合个案访谈所得资料作为支撑,试图重新解读当代的"小农"。社会发展至今,中国的"小农"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结合笔者长期对农村实际的了解,以及对广西甘甲村的实地调查。笔者试图将当代"小农"归纳为:一、自给自足且相对保守的小农传统;二、趋利避害且具有创新能力的时代精神;三、相对独立且具有合作意识的"小农"群体。     

战略和政策的研究制定是软件产业发展的先决条件

20世纪80年代初,在叶祖尧先生的帮助下,制定了中国软件计划,但是由于国家科委领导人的更替,计划多数落空。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把软件产业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没有集思广益,听取专家的意见,也没有对新生的产业进行应有的扶持。     

风险治理视角下公共政策的变迁逻辑——以X市外来人口随迁子女学校关停政策为例

高风险社会情境中,政策变迁日益呈现出风险性、外压性和突发性的特点,关门模式、内参模式等传统政策议程模式正遭受外压模式挑战。通过构建风险治理视角下政策变迁模型,实证分析X市外来人口随迁子女学校关停政策。数据分析表明,地方政策运行轨迹因个体的行动决策而发生改变,其中政策系统开放程度、风险耐压域阙值是影响个体行动的关键变量。因此,需要构建信息沟通路径,向风险社会系统中的其他社会个体及子系统开放政策系统,在与社会其他个体和子系统的持续互动中实现地方政策的平稳变迁。     

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了吗?——基于全国446个县的准自然实验

以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作为切入点,将政策实施地区和非实施地区视为一次部分省份优化大豆、玉米种植结构的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PSM-DID模型,考察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具有显著的时间异质性,政策改革初年(2017年)大豆与玉米的面积之比显著提高6.5％,虽然2018年大豆与玉米的相对补贴额度出现大幅度增长,但大豆与玉米的面积之比仅显著提高3.4％;(2)预期相对收益的提升是2017年农户调整种植结构的重要原因,然而,经过对新制度一年的适应后,农户对种植玉米的路径依赖、补贴错位、地租的不合理增长以及大豆、玉米相对价格不理想等问题逐渐凸显,2018年农户重新调整种植决策,补贴的激励作用被迫减弱.基于此,研究结论为统筹大豆、玉米补贴机制可以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提供经验性证据,也为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大豆振兴压力下如何持续改善种植结构提供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