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敦煌汉简所记物价的变动看河西地区经济的起伏

通过对敦煌汉简有关物价资料的梳理,连同居延汉简、额济纳汉简同类物品价格类比,并与粮食价格、同时代物品价格比较,发现在同一时期或不同时代敦煌汉简中的物价皆波动明显,而且敦煌与居延两地之间有的物价亦相差悬殊.究其缘由,与河西独特的军事地理位置、社会经济发展兴衰、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有密切联系.由此可见,河西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具有起伏性的特点,并且贯穿于整个西汉中晚期.     

陇右学宫之冠——武威文庙

武威文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目前西北地区建筑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孔庙,属全国三大孔庙之一,在当地历史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陇右学宫之冠”.分析研究武威文庙的价值,对于武威文庙的保护工作和发挥其教育意义具有重要作用.     

出土文献所见秦汉“道”政区演变

本文利用近三十年发现的出土文献,对秦汉“道”政区演变进行分析。文章指出,目前明确可知秦代至少设置12道。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至少载录23道,反映了吕后初年汉朝直辖区域“道”之设置与长官秩禄级别。依据《秩律》推知,秦道长官皆称令,秩级为六百石。西汉初年增置五百石秩级的道,道长官称谓出现令、长之别。西汉中期以后道长官秩级进一步降低,以道长为主。相较于县,道之长官秩级普遍偏低。道始创时间约在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与秦国伐灭义渠戎后管理众多内附游牧民族有关。秦汉道的数量和地域分布十分稳定。战国末年至汉初,道皆设置于秦国旧地边疆,不在六国故地置道。只有汉初的长沙国为了应对南越国军事进攻,在湘水上游置道。汉武帝以后,不再于新开拓的边疆地区置道,道之地域分布格局最终奠定。秦道的数量不超过20个,西汉道的数量不断增加,至哀帝时期达到峰值,随后数量逐步降低。     

居延所出《塞上蓬火品约》性质再探

1974年在居延破城子发现的《塞上蓬火品约》是研究汉代烽燧制度以及边塞防御系统的重要文献,一经发现就引起了学者的高度重视。但对这封文件的性质,一直有多种说法,这些说法均有误区,本文研究后认为,品约即品程,又叫科,是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内部的办事标准和人员行为准则,后来发展为式。     

张家山汉简《脉书》考释四则

运用出土和传世医学文献对比的方法考释部分张家山汉简《脉书》,可知钜阳之脉“项痛灊强”中“灊”通“渐”,意义为颈项疼痛而僵直;太阴之脉“者卧”为“嗜卧”,而马王堆帛书和《黄帝内经》作“不能卧”,这均是正确可靠的,不必改“嗜卧”为“不能卧”;厥阴之脉“扁山”为“偏坠”和“疝病”两种病症,简文并不遗漏一病;少阴之脉“産肉”意义是“长肉”不是“生肉”。     

敦煌汉简易筮类文献辑考

《敦煌汉简》中收录的387、388和1787号简均与《周易》有关,其内容与今本《周易》传文完全不同.387和388号简上的“乾”在出土的先秦两汉时期易类文献首见,今本《坤》卦在387号简上写作“川”.388和1787号简表明西汉时易筮与日书有融合的现象.这三枚简文性质应属于班固《汉书·艺文志》“数术略”中的易筮类典籍.     

两汉《诗经》流传问题略论——以阜阳汉简《诗经》为中心

通过对阜阳汉简《诗经》的整治及抄写情形的研究,可以推断阜阳汉简《诗经》当为抄写本,其篇次也很可能与今传本有异;结合阜阳汉简《诗经》及其他涉《诗》材料,可以断定汉初有完整的《诗》本存世,其时应当并不存在一种在字形上具有定本意义的《诗经》文本;从字形上看,汉代《诗经》流传呈现出一种民间与官方、分化与统一并行的双轨制状态.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研究述评

近五年来,有关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研究有了较大拓展,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律文释疑,包括律文的制作年代、简的分类和顺序、简文个别字词的理解。二是政治史研究,包括官制、吏治、中央与地方关系、关津制度。三是经济史研究,包括土地制度、税收制度、赋役制度、货币制度。四是社会文化史研究,包括户籍问题、继承问题、妇女问题、奴婢问题。五是法律史研究,主要侧重考察《二年律令》中律令的渊源、分类与格式、法律思想、刑罚原则以及具体刑罚。总结近年学界对《二年律令》的研究成果,将有助于秦汉史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银雀山汉墓一号木牍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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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延汉简所见“助吏”

就现有材料而言,汉简所见"助吏"一般为下级的基层官吏,其担任的职务有燧长、府佐、置佐、令史等。在担任职务时,助吏的身份一般要注明,其格式则为"助+职务名"。这种为吏方式和我们通常了解的"守"行"假"等不同。分析相关文字记录,可以加深我们对汉代边地状况和汉代为吏的具体形式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