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封神演义》中文王、武王形象的理学文化特征

《封神演义》中的文王、武王形象是儒家“内圣”人格理想的艺术化身,作者淡化其雄才大略、开国武功,而着重刻画其忠心事主、不尚武力的另一面,从而使他们的形象及其所负载的君道观念具有鲜明的理学文化特征,呈现出以君主道德为历史兴衰与王朝兴替的决定性因素的思想倾向。这与宋明理学对伦常道德的大力倡导,对君主“心术”的极端强调以及对帝王理想人格的设计紧密相关。     

从五星聚房与帝辛占星陶文看武王克商日（公元前1018年2月22日）

帝辛占星陶文记载金星的白天出现和中国传统星座二十八宿的角宿,帝辛占星陶文证明《宋书·天文志》等的帝辛末期五星聚房记录。在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中,中国政府对于公元前1019年9月17日五星聚房事实的确认,证明了《史记》和帝辛占星陶文的记录是准确的,同时也证明武王克商的甲子日为公元前1018年2月22日。     

文武之道的特质与“民本”意涵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孔子认同的儒家政治道统。在孔子看来,文武,在儒家政治道统谱系中是可以取法和效仿的典范。文武之道,简而言之,就是周文王、周武王之道。文王之德纯,武王以义成。文王传授武王“中”道及其“敬德保民”的意涵,客观上为儒家政治价值观的早期形成奠定了民本的根基。文王尚德,是美德政治的楷模;武王以义成,评判武王克商事件的政治合法性,是先秦儒家政治发生史上的重要事件。周初对天命政治的新诠,使得文武之道有了“重民本”的特性,突显了儒家政治道统“敬德保民”的核心意涵。     

论周公在维护西周政权中的重大贡献

周公是文王姬昌的第四个儿子,自小聪明好学,成年后以笃厚仁孝、多才多艺著称,从父王处理政务或征战,才干过人.武王继位后,他任辅佐大臣,在灭殷建周中立下汗马功劳.武王崩,成王年少,局势不稳.周公临危受命,摄政称王,维护和巩固周王朝统一政权.他在大功告成后,又还政于成王,成为流芳百代的社稷大臣.     

《国语·周语下》伶州鸠语中的天象资料辨伪

<国语·周语下>所记伶州鸠语中的天象资料是晚出的伪史料,大率出于后世兵家言,并非周初原始观测的记录.夏商周断代工程误用为推求武王克商年的重要依据,所得结果亦不可从.     

纣王自经说质疑

公元前一○二七年,周武王率军渡盟津,战牧野,乘胜占领商都朝歌,宣告了商朝的灭亡和周朝的建立。在这场武王伐纣之战中,纣王的结局如何,西汉史家司马迁的《史记·周本纪》是有具体记载的。据说纣王“昏暴滋甚”,武王率诸侯伐纣,纣亦发兵拒武王,“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     

“商—周考古界标”平议

考古学上的先周期和西周初期这两个陶器群所代表的年代,在武王克商前后是交错 重叠的。徐良高说武王克商后丰镐地区商文化因素突增不符合实际。因此,把97SCMT1西周初 期地层叠压先周期灰坑的地层关系称为“商—周考古界标”是不科学的。碳十四测年方面的专 家,听信“商—周考古界标”的错误主张而获得的克商年代范围,可信度受到影响。夏商周断代 工程把由此获得的克商年代范围作为推定武王克商年的出发点,是很大的失误。     

论"武王伐纣"战役中的巴、蜀之师

约公元前1066年的西方周族,在经过先前周文王的苦心经营后,由一个蕞尔小邦发展成拥有数十万大军的强国,为灭殷帝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武王继位,在孟津观兵之后二年,这时期的周族已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取得了能与殷帝国抗衡的优势后,从而发动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即“武王伐纣”之战)。当时跟随周方参战中的巴、蜀二国不仅参战人数众,而且还是周方作战的先头部队,在大决战的关键时刻,巴蜀之师以威武,勇猛之气势压到了对方。     

周武王伐纣前的诸问题考述

周文王为灭商铺平了道路,继位的周武王遵循父业,积极做灭商的准备。他筑镐京,东观兵,强军备,观殷情,欲一举而灭之。周武王伐纣前的诸问题由于文献记载不一,所以古今学者的认识和说法不尽一致,作者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加以分析,谈了一些看法。     

武王克商之年问题再讨论——也谈夏商周断代问题

关于武王克商之年问题，历来有二十余种说法。运用张 汝舟先生“取证于天(天象)，于地(出土文物)，于史(历史典籍)”的“三证合一”的方法， 对《尚书》等史籍中的有关记载的考订，推算出武王克商之年应为公元前1106年。由此也可 建立起一个《夏商周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