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时代的贤能政治——儒家贤能政治传统的现代意义探寻

近年来，贝淡宁的“贤能政治”学说引发许多关于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争论。要摆脱对二者贴标签的做法，不能简单地将二者对立，并有必要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首先，要更深刻地理解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利弊，认清只有贤能才能克服民主政治潜在的德性危机。其次，要更全面地理解儒家贤能政治的传统，儒家贤能政治不仅强调以德性为根本的“德治”，还重视以制度保障为根本的“礼治”。在与君主制彻底剥离后，儒家贤能政治传统可以在当今中国民主政治的德性教化和制度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儒学道统谱系的衍变

"道统"由中唐时期的韩愈正式提出,是唐代儒学复兴运动的重要内容。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儒家道统观有了更为深入的发展,从尧、舜到韩愈的儒学道统谱系正式确立了。随着这一正本清源过程的完成,儒家思想的脉络基本理清,正统观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衍生出皮日休的"师儒道统",陆龟蒙、朱阅、林慎思的"融合道统",司空图的"致用道统",牛希济的"文章道统"等,不同的道统谱系反映了唐末五代十国儒学的时代特征。     

论集体学术

集体学术是个体学术通往公共学术的桥梁,中国学术的道统里蕴含了公共学术的品格,它保持了为大众服务的优良品格,体现了大国学术的气派,乃是集体学术的胜利,而书院教育是实现集体学术的具体组织机制,恰恰是书院教育,承担了抵御市场庸俗主义、重建大学精神的武器。     

双重道德律:儒家道统之殇——兼与梁涛先生商榷

梁涛先生以自律、他律的双重道德律诠释儒家道统,结果使孔子内外贯通的仁与礼,使本来“相安无事,和平共处”的《五行》“德之行”与“行”产生了内在矛盾.这些矛盾源于双重道德律这一理论框架自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逻辑矛盾.梁先生以自律仅仅是内在的主体自觉为前提构建双重道德律,并引入客观规范的他律作为必要的补充.然而在道德领域,自律不仅是内在的主体自觉,亦是行动的客观法则.引入他律构建双重道德律多少有些画蛇添足之疑.     

隐逸中儒家诗人的生命情态——杜甫草堂时期诗歌所体现的心态与文化探析

杜甫在草堂时期,虽然志在隐逸,但潜抑的济世思想仍然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来,尤其是济世思想与隐逸之志的矛盾使诗人的人格形象表现出"狂人"、"囚人"、"幽人"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心态和情怀.文中进一步探究了其中深层的文化心理根源是诗人的道统人格与高层权势之间的矛盾斗争的反映.     

唐代华严宗道统构建省思

学界一般认为,以杜顺为首的华严宗道统是唐中期以后逐步构建的。但传世文献和碑刻资料显示：杜顺的华严宗道统地位受到尊奉和推崇并不是唐中期突然出现的,而是此前即已获得承认和尊崇;换言之,自唐初的智俨开始,唐代华严宗即已开启了道统的自觉构建,经过几代华严宗人的持续努力,其道统构建最终在唐宋之际取得巨大成功。华严宗此一道统自觉史迹为学界重新审视中国佛教研究中的“宗派模式”问题不无裨益。     

文道离合与元代文学思潮

道统与文统说形成于南宋。元承宋后 ,道统与文统的关系问题 ,就成为影响元代文学思潮特别是文章观念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韩愈以至宋初古文家认为道统与文统是二而一之的 ,但宋理学家认为“文章害道” ,于是形成义理之学与辞章之学的对立 ,此后文、道各有统绪。宋末及元人认为 ,这种文道分离 ,造成了文道俱弊的局面 ,于是倡导文道合一。元中期代表性的文风就是在文道合一的理论背景下形成的。但元中后期道统衰微 ,文人们又有离道的倾向 ,文道又呈分离之势。在文人离道倾向影响下 ,生发出元末文学思想解放的萌动。     

清初顾黄王性情诗学的文化内涵——以儒家风雅诗学复兴为背景

清初学者开始有意识地扬弃明代文学思想的浮华、世俗、放纵成分,重新以儒家诗教指导评价文学创作,重构儒家诗学体系,儒家风雅诗学一度复兴。最值得注意的是三大思想家顾、黄、王。顾炎武希望以名教之倡导挽救世风,认为文学之价值在于明道,文学只有处于儒家道统之中才有意义。黄宗羲的诗学实为其社会理想的组成部分,其核心为性情论。王夫之强调诗的抒情性,将比兴视为诗之根本,以儒学传统为依托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和诗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