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团干部队伍建设的路径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既赋予了共青团事业新的历史使命,也为团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团干部队伍建设存在着工作资源不足、工作热情不高、工作创新不够等问题。导致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是由于团干部的队伍建设欠缺、能力素质难以胜任、工作作风不够扎实、管理机制不够健全。要加强团干部队伍建设,必须坚持党建带动、强化能力建设、推进作风建设、做好"选管培输"等工作。     

“ 不亿不信” ：信息“ 缺场” 的信任选择———论孔子的信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常识来说,信任的前提必须是对信任对象的信息有所了解,那么对象的信息,包括品格、身份、名誉等将成为信任的条件。但是,现代开放社会中面临的更多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的交往通常面对的都是对象道德品格信息的"缺场",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习惯于对信任的"不选择"或不作为,这就导致了现代社会巨大的信任危机。而在现代社会中,却存在着其他形式的信任,即基于专门知识、体制和一种所谓商业精神的信任,这些信任虽然可以允许对象信息的缺场,但是其信任的根基却是规则或契约信息的完全"在场",而非对主体本身的信任。孔子曾提出"不逆诈,不亿不信"的原则,即不随意臆测他人是否相信自己的待人原则,这恰恰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信任品质,这种无条件的信任的风险和风险的担当诚然需要社会正义来支撑,但这种作为道德的信任上升为一种当代社会的伦理精神却是必要而迫切的。     

内涵、贡献与启示:陈嘉庚卫生观的当代解读

陈嘉庚对卫生问题有高度的认识,其卫生观表现在考察祖国的卫生状况、撰写和赠送卫生专论、提出注重卫生的主张建议、以石雕形式宣传卫生知识四个方面.陈嘉庚卫生观增强了祖国民众的卫生健康认识自觉,改善了家乡厦门的医疗卫生条件.陈嘉庚卫生观与当代"健康中国战略"有一定的关联,对于当前我们在国内普及卫生健康知识,在国际上交流卫生建设经验、促进全球人类健康等都有现实启示.     

认知运气、证言知识与知识的荣膺观

当代认识论研究逐步形成的一个共识是:知识是一种认知成就,认知主体的认知能力(智识德性)需要对知识的获取做出必要的贡献。这种"知识的荣膺观"为德性认识论所采纳,有助于克服盖梯尔问题所引发的认知运气难题,但在处理证言知识时却遭遇困难。因此,有必要构建一种"反运气德性认识论",重新审视认知能力的作用与排除认知运气的关系,使得德性认识论能够在容纳证言知识的同时克服认知运气难题。     

论日本的“家”与政治的关系——以“幕藩体制”和“家族国家观”为中心

家作为日本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对日本的政治有深远的影响。本文拟对江户时代建立的"幕藩体制"以及昭和时代的"家族国家观"为中心,试讨论日本的家与政治统治的关系,得出日本的政治统治是以家作为其统治基础,家与日本政治统治紧密相连是日本家的特点。     

多措并举 加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建设

石家庄市委老干部局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结合老干部工作特点,采取多种措施加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建设,提升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水平。一是创新党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按照“利于活动、便于管理、应建尽建”的原则,科学合理设置党组织。目前,全市有离退休干部党员参加的党支部1065个,其中单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175个,离退休干部党组织达到了全覆盖。     

张浚生:拳拳一颗报国心

2014年9月香港"占中"事件发生后,"末代港督"彭定康发表怂恿"占中"违法活动、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言论,新华社香港分社原副社长张浚生十分愤慨,通过香港《文汇报》、凤凰卫视等媒体予以痛斥,表达了一个国人的拳拳报国之心。红土地上的优秀学生干部1936年,张浚生出生于福建省长汀县。长汀县不仅是历史文化名城,还是革命老区和客家人的重要聚居地。张家前辈几代人在朝廷为官,显赫一时,只是到了张浚生祖父时家道中落,他的父亲起初任私塾老师,后改行做裁缝。但诗书传家的传统,让张俊生受到了不错的启蒙教育。     

试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干部的专业教育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专业干部队伍基础十分薄弱,不仅数量少,总体质量也不高,成为国家发展建设中的巨大瓶颈。为此,中国共产党迅速采取措施,大力加强专业干部队伍建设,其重要举措之一是广泛开展干部的专业教育。这一时期干部专业教育主要通过三种途径:创办专业干部学校、紧紧依托高等院校、举办各种专业讲座和短期培训班等。由于党和人民政府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和大力推动,干部专业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迅速提高了广大干部的专业水平和业务能力,满足国家发展建设的需要,并且对中共干部队伍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观念的博弈——林庚《中国文学史》之批评与反思

林庚的《中国文学史》是他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编撰的教材,其独特的撰述风格及学术观点,在当时和随后的接受与批评中,分歧颇多。以朱自清和王瑶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林著过度注重“诗”的感悟,“史”的价值减色很多。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林著遭到大规模的批判,但政治因素居多,与学术关系甚微。海外学者对林著的批评,亦颇见分歧:梁容若等秉持“全然于胸”的文学史整体观,强调通史应记录文学史识,反对林著以解决问题为中心,阐发新式文学史观。陈国球等则充分肯定林著独特的书写风貌,认为其彰显的“诗性逻辑”往往开示出文学艺术的精微之处。本世纪以降,林著再次受到当代学者集体性关注,这昭示着文学史书写审美意识的重申和诗性精神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