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民变市民的收入“路线图”

2008年的第一个月，在青岛打工17年之后，来自山东沂南县农村的皮进军拿到了平生最高的一笔月薪：7378元。这超过他刚进城打工时月收入的20倍。     

湖南农村民变与辛亥革命

湖南省在辛亥革命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近代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清王朝的残酷压迫 ,是造成中国社会悲剧尤其是农村的贫困与反抗的根本因素。清末湖南的阶级关系由于留学生增加等因素而发生了一些变化。清末的灾荒与民变实在是一对常见的孪生儿 ,湖南的情况可视为典型。会党和农民对帝国主义侵略毫不畏惧 ,使这一时期的民变具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性质。革命党人提出的斗争纲领与农民利益相符 ,这是湖南农村民变与辛亥革命发生关系的重要一环。     

清末十年民变研究述评

清末十年,民变风起云涌,构成一种十分令人关注的社会现象,加剧了社会局势的复杂动荡。对清末民变的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开始,但迄今尚未形成专门的研究领域。本文从学术史的角度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和评述,力图摆脱政治史的框架,厘清民变概念,确立民变研究的自主性。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社会史的角度对清末民变中若干值得关注的内容,如民变复杂生动的过程及其蕴涵的多方面的社会变动和互动关系作了思路上的阐述,希望有助于该项研究走向深入。     

农民变亿万身价的卖菜智慧

在台湾高雄郊区，有这样一个农民：他每天挑个担子去市场卖菜，一天大概能挣上六七十块钱。可是，通过仔细的观察，他注意到了一件事情：台湾每个月的初六和十六是拜土地神的日子，凡是做生意的都要拜土地神。很多公司的会计或者采购员会去菜市场买鱼、买肉、买水果拜土地神，每个月有两天。这时他灵机一动：老板每个月花那么多钱让她们上班，结果她们一个月要有两天出来买菜，这对公司造成了损失。     

辛亥革命前十年苏北的民变状况

辛亥革命前十年 ,下层群众的民变是促动辛亥革命酝酿、发生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而苏北民变对江苏省在辛亥革命中和平光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本文对辛亥革命前十年苏北民变的状况、原因、特点进行了分析探讨。     

旁观者观察清末民变的视点与反应——《申报》有关长沙抢米风潮的舆论取向

<申报>作为局外旁观者,充分关注长沙抢米风潮之前因后果,以及事变过程中复杂的官绅关系,其相关报道并非就事论事,而是借此发挥其舆论功能,极力为宪政作舆论鼓吹.<申报>最后归结以速开国会为解决民变问题的根本主张,恰与当时立宪派发动的方兴未艾的国会请愿潮流相一致.这正是<申报>的舆论取向与宪政改革的时代精神相契合的一面.     

灾荒与民变:略论道光十七年山东潍县马刚天柱教叛乱

道光时期,国家内忧外患不断,就在清政府平定新疆张格尔叛乱后,鸦片战争尚未爆发前,在山东潍县爆发了一次因灾荒而引起的武装暴动,这次民变以宗教为旗帜,不但攻破县城,而且劫狱杀官,对清朝最高统治者造成了巨大的震动。从表面看此次民变是因灾荒而诱导的,实质是清中叶后阶级矛盾不断积累与恶化的结果,是清政府对基层社会逐渐失控的具体体现。     

明朝末年宜兴民变考论

宜兴民变发生在崇祯六年、七年,是宜兴下层民众自发反抗官绅勾结的一次大规模群体性抗争行为,持续时间较长,波及周边府县,影响较大。民变初期,官府采取镇压手段,直接导致事态恶化,而实行招抚政策后,使事件最终得以平定。这次民变不同于其他江南民变,没有生员参加,其组织者和参与者均为下层民众。《明史》等史料认为处理宜兴民变的巡按御史祁彪佳考核落职,是曾为民变时期内阁首辅周延儒的报复行为,但通过对周延儒与宜兴陈氏关系、致仕时间等问题的探讨,可以发现周延儒与祁彪佳落职一事并无多大联系。     

政府能力和万历年间的民变发展

万历年间苏州和武昌地区均发生了抗税民变,但是苏州民变历时仅为五日而武昌民变却前后拖了两年才得以根本解决。为什么两地民变有着如此不同的发展?从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出发,本文提出了如下观点万历跨越地方科层及精英集团,以太监为税使直接在地方扩大税源,使得明朝政权在税收问题上几乎成了一个寡头国家,这是民变频发的根本原因。但是虽然明政权在税收问题上性质的转变是民变发生的主因,导致两地民变不同发展的则是在税使进驻后两地地方科层仍享有的自主性程度及处理民变时所具有的理性决策能力的不同。苏州民变得以迅速解决主要因为该地科层在税使进驻后仍保有着自主性从而为其理性处理民变提供了可能,武昌当局则因为在税使到来后丧失了这些能力从而使民变走向激烈。     

清末吏治与乡村民变——以浙江为例

本文以浙江为例,从吏治方面考察清末乡村民变蜂起的成因,认为胥吏的敲诈勒索及州县官忽视民瘼的敷衍态度加深了官府与乡民的对立,导致清末乡村民变频发。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整顿吏治,然效果甚微,其原因与不合理的制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