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沪上文坛独特的“新感觉”--南洋华侨作家黑婴的“乡愁”书写

史称“新感觉派”后起之秀的黑婴是唯一一位跻身于1930年代中国主流文坛的南洋华侨作家。这位生于荷印棉兰，长于广东梅县，深造于“魔都”上海的新一代南洋华侨，在“民国时态”浓郁的南洋氛围中登陆沪上文坛。在此跨文化的激烈碰撞与深度融合中，黑婴经由“乡愁”的激发与引领，讲述了新一代南洋华侨青年的苦难、迷惘以及艰难的蜕变。今天看来，这种包含着独特生命体验和丰富历史痛感的文化乡愁，正是南侨作家黑婴在“华文文学”和“海派文学”的脉络之外，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真正而独特的“新感觉”。     

民国学界对于国际移民和国内移民的研究——以《东方杂志》刊载的文章为考察中心

20世纪上半叶,整个世界都处于板荡不安之中,移民问题成为各国学界关注和讨论的重要问题。但在目前的相关研究中,民国学者的已有成果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囿于相关资料的缺乏,关于这一时期国际移民的研究较为稀少,而有关国内移民问题的专题研究也不多见,其引用的材料主要来自过去的地方志、档案、统计资料等,对当时期刊杂志的研究成果征引较少。通过梳理民国时期最大的综合性刊物《东方杂志》前后45年所刊文章,既有助于了解这一时期移民问题的现象与事实,也便于总结民国学者的研究路径与方法特点,对于新时代的移民治理和移民研究,也有所裨益和启发。     

社会变迁视角下的民国丧葬礼俗变革

由于社会的变迁,民国时期的丧葬礼俗变革不只是表现形式的变化,更主要的是动摇了丧葬礼俗的伦理精神,由原来维护"亲亲、尊尊"的等级制度过渡到体现民主科学精神,它是一种制度革命,还是一种身体革命,是四千年来的一次巨变。它既是民主科学文化理念的体现,也是民主共和政治观念的巩固。从此,丧葬开始由身份性转向经济性,由礼制走向民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民国初期妇女的公民权

20世纪初发生于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但标榜“男女平等”的资产阶级在革命成功后并没有给其同盟军——资产阶级妇女以平等的权利,这正反映了资产阶级政权的实质,它仍是大地主、大资产阶段的政权,是以男权为中心的政权。     

民国防区制时代四川的反缠足努力

民国四川的缠足状况与不缠足努力甚少为学界关注 ,本文依据地方档案和报刊资料 ,初步重建 1917- 1935年四川“防区制时代”以官方为主的反缠足努力 ,并通过考察此后四川妇女的缠足情况来验证反缠足努力之成效 ,希望能对整个近代四川不缠足运动的大致进程有更为连贯和全面的认识。与过去“军阀落后”的既定认知相反 ,防区制时代四川一些军事主政者对妇女缠足问题比较关心 ,其禁缠足努力比较积极而且持久     

《沧浪诗话》与明代格调论

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在以下几个方面影响了明清时期的格调理论 :1 追求“自然浑成”的诗歌审美理想 ;2 注意辨识诗歌体制、风格特点 ;3 高度重视诗歌的方法、技巧 ;4 强调灵感的作用     

明清诗话对诗“气”认识之探索

明清诗话将多变而冗杂的诗之"气"理解为大自然或人体之气,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创作心理与倾向,是一种成熟而务实的诗歌理论心态。在对诗气的探索之中,有如寻求隔水蒹葭之伊人,挫折中折射出了一缕淡淡的迷茫。然而正是在这百折不挠的探寻之中,才使人深切地感受到:其探索的过程和经验,实为后人诗歌创作竖起了一面泽被百代、可资多方借鉴的铜镜。     

论明代诗话的发展与专门化

明代诗话是在前代诗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对明诗的发展及清代诗话的形成起过积极的作用.明代诗话是中国诗话的发展期,在中国诗话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明代诗话的发展可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初期诗话以讲诗法为主;中期诗话主要是宣扬复古主义;后期诗话已成为专门之学,其中心议题是彻底批判复古思潮,宣扬个性解放.明人在宋、元诗话的基础上,把宋诗话的综合之学发展成为专门之学;他们还发扬元诗话偏重诗法的优点,把它充实提高,使之成为系统的诗学理论,创造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明诗话.明代诗话的时代特色主要表现在时代性、针对性、理论化、系统化及专门化五个方面.     

民国时期甘南藏区考察的研究

中华民国建立的短短几十年中,甘南藏族地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个时期,有众多的学者在这里长期工作和从事考察活动,并留下许多藏学研究方面的优秀成果。这些研究成果的发表,在把这里的真实情况传播出去的同时,也引起人们对边疆建设问题的注意。所以,研究各个阶段参与的人物、考察内容以及考察成果,简单地分析评价这些考察活动,并总结他们的共性和其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必要的。     

民国时期江南农村信用合作社述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为挽救江南农村经济 ,在国民党政府的倡导下 ,江南农村信用合作社兴起并发展起来。江南农村信用合作社在组织、经营和监督上有自身的特点 ,它对江南农村经济的复苏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江南农村经济中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