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大赋的美学特征及其悖论

汉大赋是西汉一代的文学代表,它显明的美学特征是它的巨丽之美。但是在这个美学特征的背后,汉大赋却存在着两个并行的悖论:一是巨丽之美不断地冲击、弱化着汉大赋的社会功利目的;二是由于汉大赋过分追求巨丽之美,极大地损伤了它作为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这两个悖论的并行,导致了汉大赋在文学领域内主导地位的丧落。     

汉代君主"好大"的审美意识与汉大赋之"大"的审美互动

中华民族传统的崇拜大、雄壮的审美意识在汉代君臣那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并且推崇到极至.以"大"为美,作为汉代帝王与文士们共同的审美意识与审美互动,贯穿着汉大赋创作的内外表里和创作之始终,规范着汉大赋具有时代特征的审美理想.     

汉大赋大美的艺术表现及其人文内容分析

众所周知，作为汉代“一代之文学”的汉大赋以大为美、本文就从汉大赋的体制、内容、描写风格以及汉赋作家的艺术才能等角度对其以大为美的艺术表现作了具体地分析。同时，试图从汉大赋这种以大为美的审美情趣中挖掘其蕴含的社会人文内容，从中可了解到汉代社会政治统一经济繁荣的基本状况、汉人理性强大包容一切的气魄和精神面貌以及汉赋作家对于艺术创作的执着追求。     

东汉经学风气与汉大赋的衰微

随着今古文之间论争的展开,东汉时期的经学领域里形成了征实和博通的风气。征实风气消减了汉赋的浪漫特质,加剧了汉大赋文辞与文义之间的矛盾。博通风气则促使文士们渐渐疏远群体情感,转而注重个体情感的抒发。这些都导致了汉大赋走向衰微。     

自我展示--汉大赋作家的创作驱动力

本文认为,促使汉大赋产生的驱动力,既不是为讽谏而作、献纳而作,也不是因帝王之命而作,而是缘于汉大赋作家的自我展示心理.这一观点,不仅可以从古代学者"见异于世"的赋论、赋家"猥欲逮及"的言谈中得到印证,而且汉大赋的冷僻诡异之字、广博的内容、宏大的篇幅以及劝百讽一的规谏,也无不与"自我展示"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汉大赋作家的这种自我展示心理,是因当时"高自称誉"的社会心理、汉王朝的强盛国力以及扬名于时、流芳后世的时代思潮而产生的.     

李白创作和生命意识

创作是一种极其高级的思维活动,这种活动受灵感的制约,它把人的生命意识充分地调动起来。李白作为一个生命意识特别强烈的作家,他的诗歌、散文和大赋,都从真实的生命里找到了无数激活灵感的机缘。他虽然身背文学沉重的十字架,并在死亡之约上画押,但却迎来了生命的永恒和青春。     

司马相如与长安文化

被誉为辞宗、赋圣的司马相如与长安文化呈现双向互动性。一方面长安文化玉成了司马相如，使他从纵横之士转变为辞赋之士，创作意识发生了转变；同时使其赋作具有儒家一统、帝王独尊的思想主题；长安文化的审美观念也使其赋作展现出一种大汉气象和大美风范。另一方面司马相如推动了长安文化的发展，他从长安文化的接受者转为传播者，扩大了长安文化的影响；赋作的重一统天下、重宏博气象进一步丰富了长安文化的内涵。     

汉赋的先驱孔臧及其赋考说

孔臧是孔子的第十代孙,他的祖父三兄弟及父亲是秦末农民起义的支持者或直接参与者。臧幼承父爵及家学,是儒、文双栖的人物。其赋先学荀况体物体,后转作骚体。今存四赋为他少年习作,其中《谏格虎赋》可考比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大约早十几年,开了汉大赋模式之先河。     

类思维对汉大赋创作的影响

类思维是中国逻辑思想中一种传统的思维方式,在先秦诸子思想中产生了深广的影响,这种巨大的影响力延续到汉代的思想与文学中.类思维主要通过以类相从的思维方法对汉大赋的内容与结构产生了双重影响:首先,汉大赋在内容上以类相从,繁复铺排,甚至受主观类思维影响而汇不同时空的物象于一类,还使大赋在用字造语上运用大量的联边,大赋因此形成光大巨丽之美.其次,汉大赋在整体结构上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依次集中描写某一大类事物;局部结构上亦以类相从,在每一大类事物之中详尽地描述种类繁多的小类事物,以此勾画出大类事物历时变化或共时形态上的完整性,使汉大赋在形成光大巨丽之美的同时具有强烈的秩序感.     

汉大赋衰变探微

汉大赋是汉赋主要体式之一 ,体现了汉人以“大”为美的审美特点。汉大赋兴于汉初 ,衰于汉末 ,其由盛转衰的原因很多。从历史背景方面看 ,既与时代有关 ,也与帝王本人爱好的变化及对它的利用程度有关。自武帝之后 ,随着汉王朝的逐渐衰落和帝王对大赋爱好的逐渐减退 ,大赋便日渐衰微 ,东汉中叶以后 ,再无气势恢宏的大赋出现。从经学与大赋的关系方面看 ,自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之后 ,两汉统治者对儒学越来越重视。通经入仕既被视为人生正途 ,且易博得尊官显位 ;献赋虽然也可得官 ,但机会很少 ,即使得官 ,亦颇类俳优 ,地位低下 ,这也是大赋日渐衰微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