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核心在限权

<正>2013年的中国法治记忆,归结到一点,依然围绕在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首先就必须用法治化的思维来反省和重建权力运转、制衡的国家模式。如果说以前的畸形维稳思路让国家治理陷入了被动,那么对依法治国中"治"的理解就需要有全盘翻新,实现从"治民"到"治官"的转变。最好的治理不是治理百姓,而是治理官吏,治理官吏的核心便在于限政一项——对权力实现有效、     

论刑罚世轻世重原则

刑罚世轻世重原则是指统治者根据社会的现实状况而不断调整刑罚的轻重缓急的一项原则.该原则体现在治吏和治民两个方面,并且在明朝得到了最有力的体现,对当今社会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老子泛道思想研究

以“道”为中心 ,运用分析、比较和综合的方法 ,探讨了老子泛道思想的丰富内涵 ,以及“道”与天之道、人之道、圣人之道、治国之道、用兵之道、治民之道等的内在联系 ,侧重于老子对社会平等、天下太平、生活安定的向往 ,以及对君主无道行径的鞭挞。老子的思想 ,不仅有助于对现实生活的思考 ,且展现了中国哲学的深厚底蕴。     

试论儒法对“刑罚”问题之分歧

儒家孔孟和法家虽然都正视刑罚对治国治民的作用,但两家的"刑罚"观却存在很大分歧。从三个方面分析儒法两家"刑罚"论存在的分歧,并探讨法家韩非子是如何在抨击儒家"刑罚"论的基础上建立法家绝对的"严刑重罚"论。     

法治理论体系建构刍议——以基本内容为视域

借助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以法治理论的基本内容为视域,可以建构一个相对合理、完备的法治理论体系。就动力因而言,"人治"到"法治"的转化是基于对人性的不信任,直接动因在于防止统治者的恣意。就质料因而言,"恶法"的性质争论远未结束,但追求"良法"是共同愿望,不存在追随"恶法"去作恶的义务。就形式因而言,"形式法治"侧重规范逻辑,"实质法治"侧重道德价值,前者离开后者会变成空洞的形骸,后者离开前者会变成失体的幽灵。就目的因而言,法治既是"治民"又是"治吏",在"法律—官吏—公民"的现代法治结构中,由于官吏身份的特殊性,"治吏"更是法治的核心目的。     

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水至清则无鱼”谬论的理性审视与解析

在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部分人借由"水至清则无鱼"而质疑"严"之标准的必要性,更否定"严"之效果的价值性,既无法认识到治党与治民的本质区别,更无法厘清治党之"清"与治民之"清"的目标、重心差异,这事实上就是断章取义、借题发挥、偷换概念的曲解甚至误读。全面从严治党务必"清澈见底",这就需要从严治吏、忠诚干净,明辨公私、坚守原则,抓"关键少数"、以上率下,深化认知、探析实质。     

试论孔子的中庸思想与社会关系协调

孔子创建的中庸既是一种思想,又是一种处世原则和方法,它包括“过犹不及”、“和而不同”两种思想.中庸不是无原则的折中、调和,而是要求“适度”;中庸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因时随事而有所变动,这就是“时中”、“通权”.中庸可适用于个人道德修养、社会关系协调、治国治民等各个方面.     

《管子·轻重》的以利治民思想

《管子.轻重》从人性好利的理论出发,提出了系统的“以利治民”思想,它包括:垄断市场取利,控制粮食、盐铁和人民生产进而控制人民经济命脉,打击包括商贾和大夫在内的一切威胁君主取利的各种社会势力等。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引得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何句读,如何释解,古之先哲多从义理出发,其语焉不详,今学者又多不得其要领,或望文生义、为己所用;或断章取义、任意发挥。“四人帮”时期,更是简单理解为孔子专制政治的愚民政策,大加批判。我们吸纳先哲义理之说,加之现代语法指示,又证以郭店楚简,求得真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译文:“(治民之道就是治民者)应使百姓遵从正道(而行),不应使百姓知道天道(是什么)。”进而引迪我们对其哲理内涵、心理内涵、教育教学方法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