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义从”概念的生成——汉代边疆伦理整合的个案考察

东汉"义从"主要指接受汉朝调遣的羌胡兵,其中的"义"字强调羌胡兵辅汉的自愿性,体现了汉王朝边疆整合的伦理路径。在以"义"治国的过程中,"义"的标准大体有法、礼、情三种,承秦而起的汉王朝起初重"法义"。后来"礼义""情义"地位渐升,甚至可以超越"法义"。正是在"情义"渐重的情形下,"义钱""义谷"等标榜助国自愿性的名目陆续出现,东汉"义从"即生成于这一潮流中。尽管"义从"概念的名与实未尽相符,但义从群体参与汉王朝的军事行动,对中原王朝以及边疆族群自身的历史均有一定影响。     

柏拉图《法义》中的法律与正义

克里特和斯巴达立法者将战争视为自然状态,并根据敌对性原则来设置法律制度。但柏拉图却从正义与不义的德性视角来理解城邦以及家庭和个人的强与弱、好与坏,认为法律应着眼于"自然正义",尤其应关注灵魂的自然本性和完善。在《法义》中,法官要实现内部的正义,不能仅凭靠法律和暴力的强迫,而应实行恰当的教育、劝谕和分配,以让好人统领坏人,不义者自愿服从正义者。这种贵族制式的法官,需要哲人式的德性和智慧,以使政治生活和谐有序。     

从玛久拉仲的一二辩经看她的般若思想

因明学是藏传佛教探求佛学真理和知识的一种方法论。对藏传佛教的修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将辩论术与认识论密切结合起来,以"破"与"立"的理论思维来论证教法义理和佛学哲理,在一问一答中,推出正确的见解,以使问答的双方加深义理的理解。这种逻辑论式对玛久拉仲修学广、中、略三品《般若经》和建立其般若思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法义》中的教育方式探究

《法义》是柏拉图重要的教育著作,教育方式则是《法义》中的教育的重要构成。柏拉图借雅典人之口,将教育对象分为两类,即作为少数人的统治者以及作为多数人的普通公民,然后根据对象的不同,又将教育方式分为两类,即面向前者的理性的教育方式以及面向后者的神话的教育方式。就两种教育方式而言,柏拉图更重视神话,这是因为《法义》所建构的城邦是次好城邦,而不是哲人主宰的理想国。不过,神话与理性,又不是截然二分的,而是存在着共通性,这共通性既体现在民众也具有理性的能力,也体现在它们都持守限度。     

转型法治:“排除合理怀疑”的法义、语境与功能

法治的转型存在制度逻辑。刑事法治转型是司法改革的重要据点,又同时构成了法治转型的当下样本。通过对刑事证据制度中"排除合理怀疑"术语正式入法与证明标准变革的法义、语境与功能考察,可以明显地解读出该种制度逻辑与转型话语的展开。实践迂回以实现规范与理论承诺、国家主义立场对于理论范式的挑战与整合、规范尴尬下的"渐进—实用主义"杂糅基本构成法治转型特征。由此,刑事法治的转型需要注入更多的正当性守法理由与法治理想主义。     

诗人的“神学”——柏拉图《法义》的诗学批评

柏拉图对诗人"神学"的批评,是古典诗学理论的要义之一。他不仅反对诗人对诸神关系的描述,而且对"诸神虽存在但不关心人类事务"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对诸神可用献祭和祈祷收买的论调进行反讽的批判。柏拉图的论证显示,立法哲人与传统诗人的神学观和城邦理想截然有别。     

荀子的“法而议”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荀子·王制》篇提出了“故法而不议，则法之所不至者必废”。作为儒法两家对立局势的破冰之人，荀子引礼入法，提出“法而议”的法律思想主张，宣扬兼重法律的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最终选择以“法义”为代表的实质主义作为法律价值遵循。对于现代法治而言，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方略下探究荀子的“法而议”思想，对确立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具有重大价值。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意义上，“法而议”思想对依法立法、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等具体操作也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