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与文化增殖——以《泰西新史揽要》在晚清社会的传播为例

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泰西新史揽要>经由西方传教士李提摩太的翻译和广学会的刊印传入晚清社会,一时间举国争诵,"洛阳纸贵".由于其内容上对"变通观"和"进化论"的侧重以及与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相结合的特点,这本在西方并不为人看重的历史作品得以在较广范围和较深层次冲击了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阶层,特别是对维新派人士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这一文化传播中的"郢书燕说"现象也揭示了文化增殖的本质.     

论文学传播中的纸贵现象

“洛阳纸贵”指左思《三都赋》经过名士序注后引起传抄热,名士品评加速《三都赋》的传播,即便是左思冒名自注也能达到竞相传抄的效果。“都下纸贵”指通过摹拟比附经典作品《二京赋》《三都赋》而产生的传播效应,摹拟京都赋导致千篇一律的问题也很严重,不利于文学的长期健康发展。“衡阳纸贵”是杜诗传播产生的文化叠加效应,文人墨客以衡阳纸写春兴诗,导致市面上的纸价上涨。“衡阳纸”“衡阳雁”的时空迁移使得“衡阳纸贵”具有伤春惜时、思归怀故的文化传统。     

“西晋说”：从“洛阳纸贵”再探“中国古代报纸”的出现时间——对方汉奇先生“中国古代报纸出现时间”议程设置的再思考

“中国古代报纸”的最早出现时间，可以溯至西晋的“洛阳纸贵”时期（亦即提出“西晋说”）。“洛阳纸贵”时期为公元296qOO年间。提出“西晋说”的意义在于参与学术争鸣并创新考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