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罪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实证考察与治理路径

[提要]涉罪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从地方试点到全国推广，以特殊预防、社会控制和修复关系等理念为制度着眼点，蕴含着人文主义的善治观，可有针对性地矫治涉罪未成年人并回归社会，可有效控制涉罪未成年人的羁押率与重犯率。然而，通过问卷调查与实地考察可窥见，司法实务中社区矫正存在着矫正主体不明与矫正举措单一，尚未形成有针对性的矫正项目与矫正组织，以及缺乏相应的惩罚性措施与配套性机制等问题。针对践行障碍，有必要走社区矫正的善治之路，明确矫正主体的权利义务，实现矫正内容的实质化，建构全面、科学、专业化的矫正项目和风险评估体系，设立递进式惩罚性措施以及完善基础性设施等，逐步实现社区矫正从“技术性改良”走向“制度性变革”。     

周人之“德”为“明德”论——兼论殷周之“德”的区别

"德"的原始观念来源于人们对"效能"和"能力"崇拜,是古代君王通过"巡省"方式树立自己的权威和影响力的反映。"德"字之初义就是"政治控驭能力和权威影响力",这种观念大概产生于部族联合体的尧舜禹时代,所以"德"不是周人的首创,周人只是提出了不同于商人的"明德"观念,以"帝迁明德"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依据。"德"作为政治控驭能力的代称包括"刚克"和"柔克"两种手段,作为"刚克"手段的刑罚也是原始"德"含义的一个方面。与周人的"明德"观念相一致,"明刑"、"明罚"思想也是周人"明德"观念的衍生思想。     

司马迁与中国史学传统

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是中国历史学上一座不朽的丰碑。这部通史,不仅以其丰富而翔实的资料,严谨而生动的语言,使之在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开创了我国优良的史学传统。司马迁开创了以记录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研究方法,他通过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的类别表现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代表人物,这些人物的描述十分生动,丰富     

日本式经营管理模式的融合与创新——以湖南涉日企业为案例

本文根据问卷调查和现场考察,分析湖南三家涉日企业的企业文化,认为备受指责的日本式经营模式,在被调查企业获得积极评价.其企业的标语、口号作为文化创新的载体,在跨越文化差异和实现文化融合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信访权"之宪法定位

我国宪法并无信访权的规定,但一般认为,信访制度的宪法依据是宪法第41条,是公民宪法赋予的建议权、申诉权的具体体现。然而从实践和宪法权利理论出发,有必要对信访权加以分解,分为政治性权利和非政治性权利,从代议机构监督和制衡行政权的高度加强信访制度建设,推进我国宪政制度的完善。     

论商代的法律制度

本文根据现存的零星文献和甲骨文卜辞，通过对商代的主要法典─—汤刑及商代法律的特点、商代刑法中的主要罪名和刑名的分析研究，全面探讨了商代的立法、法律的内容及其对后世法律的影响。     

前秦法制初探

前秦是东晋十六国时期惟一统一了北方 ,且政治较为清明、最具有规模气度的一个政权。前秦统治者对儒学推崇备至 ,决定了其法律思想为 :德化为先、礼法并用和约法慎刑。在选官制度方面 ,前秦采取了多途径选贤求才之策 ,并通过推行一系列积极的经济法律措施 ,促进经济的发展 ,前秦统治者对法律的运行亦颇为重视 ,主要体现在司法机构比较健全 ,注重督励官吏公正和严格执法。前秦之所以能出现十六国时期仅见的盛世 ,与其法制建设不无关系     

资格刑的利弊评说与立法选择

本文首先介绍了理论界存在的资格刑肯定说和否定说,进而对资格刑的利弊进行评说,认为我国应保留资格刑这一刑罚方法,并阐述了四个方面的理由。     

湖北县委书记大接访瞄准“骨头案”、“钉子案”

"堵大门、上大路、赶大会、找大官"是以往一些地方群众上访常见的现象。为解决上访群众见领导难,见"一把手"更难的问题,3月26日,湖北省县(市、区)委书记大接访活动在黄石市西塞山区和黄冈市蕲春县正式启动。湖北也由     

回归政治缓冲：当代中国信访制度功能变迁的理性审视

由政治缓冲功能为主日益向政治控制功能为主转变是当代中国信访制度功能变迁的核心线索，中国体制转轨与社会转型带来的一系列预期后果与非预期后果共同导致了信访制度的功能变迁。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征程中，信访制度的功能应该有科学合理的重新定位，以信息传递与权力监督为主的政治缓冲功能将成为信访制度的核心功能，回归政治缓冲功能是当前信访制度功能定位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