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姆及其所著《麦克马洪线》

本文对英国学者兰姆的生平和学术生涯做了一个较为详细的梳理,在此基础上介绍了其著作《麦克马洪线:1904-1914年印度、中国和西藏关系史研究》,认为这是一部研究中印关系,特别是中印边界问题的经典著作。深入的分析、缜密的考证,以及比较客观的叙述,展现出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与西方大多数学者不同的是,兰姆在书中用事实有力地驳斥了印度政府妄图继承英帝国遗产的观点,提出了许多值得参考的看法。同时,也指出了该书存在的不足之处。     

民国年间基层官绅的时代认知——从民国山东地方志的编修心路探析

民国年间基层官绅作为地方社会的建设和舆论引领者,亦主导了地方志的编修,通过考察民国年间山东所纂修各县地方志序文与凡例的文本话语,可以认识到在共和之后的社会变迁中,基层官绅明显感受到时代的不同,他们期待共和政治的理念与实践,关注社会民生,并且希望在伦理道德领域实现传统文化的应势转化。这种在政治领域积极革新,在社会领域走向下层,在文化方面致力于传统理念的适应性转化,构成了民国年间基层官绅在时代变革之际的独特认知。     

清代中缅划界的法律之误

中英1894年签订《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条约前5条是关于定界的规定,划定了除中缅北段未定界以外的边界。由于对有效占有的理解、条约文本、以及地图的失误,中国反而丧失了实际管辖的小江流域,也遗留下南段未定界。中缅近代遗留的南、北两段边界争端,除近代欧洲列强侵略原因外,也源于中国对领土划界、国际法领土取得和变更理论的理解不够深入和准确。因此,及时理解国际法有关领土理论的产生与变更、在积极运用国际法解决边界争端之时更谨慎地注意技术上的细节,才是真正解决国家边界争端的恰当方式。     

清代前期陕甘地区治理体系的变革与重构——以卫所裁并为中心

裁并卫所、设立府县,是清代前期陕甘地区治理体系变革与重构的重要内容,该举措使陕甘地区由"边疆"走向"中心"。它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遇到了诸如民族、赋役等不同于他地的新问题新挑战。清政府因俗而治、因地制宜,有效化解了因改革带来的"阵痛"。虽然清政府保留了参治于卫所中的土司,并在裁并的同时,还增设了新的卫所,但最终完成了对陕甘地区治理体系的重构,使得中央对陕甘地区的治理进入一个新阶段,奠定了今天陕甘地区的行政建制格局,打破了当地社会的二元制结构,促进了社会整合,推动陕甘地区融入王朝国家,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常州词派7家题画散文72篇述论——《清代诗文集汇编》过眼录

文章以近年来大型古籍整理成果《清代诗文集汇编》为考察依据,梳理出常州词派主要作家左辅、恽敬、张惠言、陆继辂、李兆洛、董士锡、谭献7家所创作的72篇题画散文作品。常州词派作为有清一代具有重要影响的强调寄托的文人群体,题画散文作品成为他们抒发儒家理想、与论词依据"温柔敦厚"的"诗教"一脉相承的不二法门。     

清代保甲制度探析——以法律渊源为视角

保甲制度是清王朝维护广大乡村社会秩序的一项基本制度,是州县政府职能在州县以下广大乡村地区的延伸和补充。但是清朝并没有制定一部关于保甲制度的专门性法规,相关的规定散见于谕旨、大清律例、大清会典及事例、则例、省例等不同等级效力的法律渊源之中。这些规定在清朝历代皇帝的高度重视下,通过不断修订补充并督促官员实力奉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适应不断变化的基层社会现实,形成了一个遍布各地的治安网络,对清代延续二百六十余年的全国统治至关重要。     

明代方志书写中的权力关系——以正德《姑苏志》的修纂为中心

明弘治至隆庆的80年间,苏州地区府州县成型方志修纂处于宋元以来的高峰期,以丁忧、致仕官员领衔的居乡士绅掌握了书写各自属地方志的优先权。吴宽、王鏊等九位来自吴县、长洲的在地士绅,凭借各自仕宦经历、科举功名、本人或家族的交游网络成为正德《姑苏志》的书写者,拥有将私人书写转化为地方公共书写的便利,但化私为公的程度有限,更主要地体现了他们接续前贤为地方存史的目的,以及带有个人色彩的地方文化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