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甘军考述

甘军是中国近代兴起于西北地区的一支闻名遐迩的地方军系 ,其影响在近代中国颇为深远 ,它的形成、发展和分化 ,与晚清中国社会的命运相联系。它是维持清王朝衰残统治的有力支柱。其盛衰历经回民起义、收复新疆、戊戌变法 ,直至庚子国变前 ,部队经增募、扩编 ,实力达到了顶峰。然而在庚子之役中 ,甘军奉命力抗敌军 ,实力大为削弱。事变结束后 ,清廷对甘军统将董福祥在罢其兵柄的同时 ,对其所部亦大加裁撤 ,甘军由此逐渐分化解体 ,成为叶赫那拉氏向列强忏悔祭坛上的牺牲品。     

制度嫁接:西式税制与清季国地两税划分

随着西方理财新知东播中土,西方财税知识体系,尤为清季各界人士所熟知.为解决国内税制弊端,清季朝野各方积极移植西方税制,将划分国家税、地方税作为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筹备预算制度的要政加以推行.在国内固有制度与外来新制难以衔接的背景下,时人划分两税的学理资源,几乎大部分取法于日本、欧美等国.两税划分的过程中,由于对西式税制学理认知角度差异以及固守本省利益的需要,中央与各省在两税划分标准、税制分级等问题上,显然各有所宗.分税言论的歧异,隐隐显示出改革税制与固守本位的矛盾心态.     

变差为缺与裁旧立新:清季直省实业、交通行政制度嬗递考察——以添置劝业道为中心

清代原直省官制体系中没有专门管理农工商和交通事务的职官,农桑、水利、驿传诸务由分守分巡及粮储、盐法各道兼管。咸同以后,随着近代交通、实业事务之繁兴,各省招商、电报、邮政及农工商矿各局逐渐衍生,"散而无统",影响中央实业、交通行政管理权。清季外官改制,动议裁撤事简责轻之道缺,归并农工商矿各局,添置劝业道,重建直省实业、交通行政管理机构,垂直管理,以统人权、事权。然而各省省情不同,相关权益又纠结难厘,督抚添置劝业道遂各寻其源,所立新制看似划一、实则有异。     

解读早期中日交涉的原始记载——中岛雄《往复文书目录》研究述略(上)

<往复文书目录>是日本外务省所存原始档册,由该国驻北京公使馆书记官中岛雄编成,其内容包括1874至1899年总理衙门与日本公使馆彼此通讯的目录.本文阐述了该档册编写缘起,揭示其史料价值在于:它提供了早期中日交涉的具体细节,澄清了晚清中日关系吏上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引申了对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的讨论,并指出利用该项档案应注意的问题.作者认为,中岛雄是一个善于观察现实、记录历史的有心人.在北京任职期间,他废寝忘食,孜孜不倦,写作了许多见闻与著作,编录了大量原始文件.中岛雄收集写作的目的,可以说完全是为当时的日本政府制定侵略中国政策提供参考的.而现在这些档案,却成了研究中日关系史的重要的第一手史料.     

革新与图治:略论总理衙门时期的徐继畬(1865—1869)

在晚清政府思变求新的趋势下,徐继畬由于对涉外事务的得当处理及对西方政治地理的通达了解而得以入职总理衙门.然囿于总理衙门的行政管理方式,徐继畬起初作为总理衙门大臣所发挥的作用并不显著,但其早期系统地介绍国外史地知识的权威著作<瀛寰志略>却因其地位的改善而价值突显.徐继畬在同文馆进行的系列改革,虽因顽固势力的阻挠而遭受失败,但这些努力却奠基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雏形.因此,徐继畬作为晚清士人思变求新努力的一个缩影,在近世中国有着重要意义.     

清政府与《江华条约》关系新论

1876年2月签订的《江华条约》,是由朝鲜王朝独立完成的。清政府礼部事前的咨文、李鸿章所谓的“劝函”,清政府事后获悉缔约的信息来源、获悉订约后的表现,均证明《江华条约》的签订与清政府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     

争于庙堂的道器与中西——同治五、六年间的天文算学馆之争

同治五、六年间,朝廷同意总理衙门的奏议,在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馆,令科甲正途学习西方天文算学。此议受到许多士人反对,但这不仅是士大夫中“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派”别之争,更是朝廷凭借自身权力改革登进之途、以求使士人接受“西器”而引起的冲突。士人抵制朝廷旨意的现象,反映的不仅是近代“西”对“中”的冲击,也是“器”对“道”的挑战。所谓西潮的冲击,除了需要从中西的维度进行理解外,道器的维度同样不可忽视。     

对清季四川社会变迁与袍哥滋生的认识

袍哥与哥老会有鲜明的区别,前者是民间的恃力型互助团体,后者为反清的秘密组织.清季四川袍哥得以大量滋生的原因有1.商品经济发展,城镇地位凸现,传统社会组织难以适应,需要新的治安维系体;2.清政府统治削弱,绅民寻求自保的需要;3.教会势力的发展和横行,民众需要建立组织与之抗衡;4.鸦片的贩运和销售,需要群体的力量与严密的网络.由于袍哥具有维护城乡社会治安的功能,起到次生政权的作用,得到清统治者一定程度的容忍.但随着清末民初四川政局的变化,袍哥从互助性团体演变到参与政治、控制政权,因而遭到清政府的打击.     

解读早期中日交涉的原始记载——中岛雄《往复文书目录》研究述略(下)

<往复文书目录>是日本外务省所存原始档册,由该国驻北京公使馆书记官中岛雄编成,其内容包括1874至1899年总理衙门与日本公使馆彼此通讯的目录.本文阐述了该档册编写缘起,揭示其史料价值在于:它提供了早期中日交涉的具体细节,澄清了晚清中日关系史上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引审了对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的讨论,并指出利用该项档案应注意的问题.作者认为,中岛雄是一个善于观察现实、记录历史的有心人.在北京任职期间,他废寝忘食,孜孜不倦,写作了许多见闻与著作,编录了大量原始文件.中岛雄收集写作的目的,可以说完全是为当时的日本政府制定侵略中国政策提供参考的.而现在这些档案,却成了研究中日关系史的重要的第一手史料.     

清季内务府与北京银号借贷关系浅探

咸丰以降,清王朝的经济日趋艰难.作为“首善之地”的京城,其经济亦遭受严重考验.在此期间,作为旧金融机构的钱铺对北京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此时的内务府深陷入不敷出之境地,财政极为困难.为了筹措经费,内务府与北京银号发生了联系,二者之间形成了借贷关系.这一借贷关系存在了相当一段时间,它对内务府及北京银号都有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