犍陀罗本生雕刻的印度文化母题

犍陀罗本生雕刻作为印度文化母题的视觉化形式,以叙事性图像生动地阐释印度民间广泛推崇的价值观。犍陀罗本生雕刻的文化母题包括具有普世意义的乐善好施的传统;以轮回报应为理论基础,以孝敬忠贞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奉行虔诚于神和克制苦行的修身理念。这些文化母题真实地再现了古代印度人民的社会理想、家庭关系和人生追求,是今人理解古印度文化的可靠资料。     

克孜尔石窟中犍陀罗艺术元素嬗变考

克孜尔石窟中的佛传图、本生图、交脚像、焰肩像、禅定像、化佛像,包含着典型的犍陀罗艺术元素,其画面组织、人物动态及表现手法都全部或部分地来源于犍陀罗艺术,然而又有着某些细微的变化。通过对克孜尔石窟壁画和犍陀罗浮雕图像的比对,找出犍陀罗艺术元素在克孜尔石窟中的嬗变与重建,考察克孜尔石窟在艺术汇流中的抉择,明确犍陀罗艺术的地位,并探讨图像转变背后的历史文化成因。最后,对犍陀罗艺术元素传入龟兹的路线和方式作出分析。     

浅析拓跋代国

在阴山、河套与山西北部一带活动的拓拔鲜卑部落联盟酋长猗庐,于315年接受西晋的代王册封后,到公元376年拓跋联盟受到前秦苻坚的攻击被解散为止,称为拓拔鲜卑的代国时期.拓跋代国是北魏建立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对拓跋代国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从印度到克孜尔与敦煌——佛传中降魔的图像细节研究

文中概述了降魔细节的文献记述,分析了从印度南部、西北部犍陀罗到中国新疆克孜尔和甘肃敦煌降魔细节——魔子阻拦其父的发展轨迹,认为克孜尔的这一细节与犍陀罗的模式基本一致,而敦煌的这一细节比克孜尔的更接近于犍陀罗的。对魔子阻拦其父这一降魔细节而言,先有文献记述然后才有图像表现,当这一图像叙述在犍陀罗地区形成典型表现后,又影响了文献细节的叙述,使得这个图像细节变成了文献叙述细节,最终变成了文献叙述传统并固定下来。     

印巴犍陀罗艺术研究的三个阶段

印巴犍陀罗艺术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自19世纪中叶,终于印巴分治.当时,西方学者主导犍陀罗地区的考古和研究,研究的热点在于剖析犍陀罗艺术中的西方文化因素.印度学者的犍陀罗艺术研究在殖民主义话语权的笼罩下,处于相对“失语”的状态.第二阶段为印巴分治后的前三十年.巴基斯坦学者拥有考古优先权,犍陀罗艺术的考古和研究崭露头角.第三阶段始自20世纪80年代.印巴学者力图摆脱西方的学术窠臼,回归印度传统文化视角,犍陀罗艺术研究渐入繁盛期.     

手印、表情及坐立姿势的关系对佛像修复的意义

佛像是佛教造像的主体,在石窟寺造像中,主尊佛像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窟的造像思想。对于完整的佛像,客观描述其佛衣、艺术风格以及手印和动态等比较容易,一些残损了的佛像,其研究则需要参照同时期完整的佛教造像、佛教流派及艺术的时代风格等图素,必要时要对其进行修复,而佛像的手印、表情及坐立姿势等动态之间的关系,对修复、制作佛像和研究佛像风格特征提供了理论依据。     

古代于阗佛教绘画的风格考辨

于阗是古代西域的佛教艺术中心之一,佛教绘画在不同时期呈现出多元化的风格和高超的技艺。于阗早期绘画受古希腊的影响,体现出犍陀罗的艺术特征。4—11世纪,于阗佛教绘画风格继续受印度佛教绘画的影响,同时具有中亚特征的二维平面和装饰风格,并且有向中原绘画风格靠拢的迹象。于阒佛教绘画作为一种过渡形态,完成了佛教绘画的原初形态与中原人物画之间的对接,为中原画坛提供了新颖具有可借鉴性的绘画样式。文章通过文献记载、考古发现以及与邻近地区绘画遗存的比较,力求探讨古代于阒佛教绘画不同阶段风格发展衍变的状况。     

中国古代佛教造像艺术表现手法溯源

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佛教造像艺术表现手法的追根溯源,将古埃及、古希腊、古印度、古中国这四个文明古国的宗教艺术传统,以及相互之间的师承关系作了简要的分析;进而说明,我国古代的佛教造像艺术,是古代东西方艺术交流的成果。     

从八面体佛塔看犍陀罗艺术之东传

八面体佛塔起源于犍陀罗,最初为适应犍陀罗八角形支提殿的形制而出现。佛教入华后,八面体佛塔被中国僧人广为利用,对中国佛教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运用考古学方法,通过犍陀罗八面体佛塔与北凉石塔、甘肃庆阳石窟的比较研究,对楼兰八面体佛塔进行了复原,归纳出八面体佛塔从犍陀罗到中国的传播路线。     

克孜尔石窟壁画裸体形象问题研究

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裸体形象,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为学者所关注,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但至今仍存在一些资料不确、论述偏颇的问题,有必要进行再讨论。本文着重从克孜尔石窟裸体形象的基本资料和造像的"表法"原则、功能以及相关问题进行评述和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