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社会献车仪式的民俗学考察

乡土社会献车仪式在最近十年间广泛兴起,引发社会各阶层特别是民俗学学者的热烈讨论,成为近年来乡土社会研究的焦点之一。通过献车仪式的考察,分析出乡土社会献车仪式的出现是由民俗传统力量与当下乡土社会整体格局共同作用的结果。献车仪式具有民俗与迷信的一般特性,但早已失去迷信的核心特征,应归属俗信,是一种新的民俗现象,是传统民俗在当代乡土社会的演化与变迁。乡土社会献车仪式的民俗学考察为类似献车仪式的新民俗证明,为新民俗的生存与发展寻找科学合理的学科基础与理论依据,也为民俗与迷信的辨析补充鲜活而典型的案例,因而具有当下的现实意义。     

“文德治世”:宋代献文召试制度考述

召试是指宋代皇帝或皇帝指派其秘书机构、亲近臣僚对特殊人才进行的考试,召试合格者可以获得授官、除职、赐科名等优待。因进献诗赋文章而获得皇帝特旨召试的事例,称为"献文召试"。宋代献文召试所献之"文"包括家集、逸书、赋颂、诗词经义等类型。北宋前期,献文召试频繁举行,形成了一套严格规范的制度;宋神宗元丰改制后,献文召试明显减少。南宋初年,宋廷对北宋末年献文召试进行清算后,至南宋末年这种铨选形式几乎绝迹。宋代献文召试是一种选拔人才的方式,是"右文国策"的体现,也是特定时期君主特权与官僚特权相结合的产物。随着宋代科举、宗室、荫补等制度的发展与完善,献文召试最终消融于制度化的皇权之中。     

河间献王学术团体弘经模式与文化贡献

西汉景武之际的河间献王刘德在位26年,以“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和人格魅力吸引了大批儒生士人,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学术团体.献王学术团体对古代文化的贡献卓著:其致力于搜求古籍、弘扬儒道,保存传承了大量文化成果;开创确立了古文经学的阐释模式;奠定了封建社会的思想统治基础,以其令人瞩目的文化成果流芳后世.     

论汉魏六朝的献赋现象

作为汉魏六朝文学原生态的重要构成,汉魏六朝的献赋活动是认识这一时期政治和文学之关系的重要角度。两汉的献赋活动不但促成了汉代赋体创作的空前繁荣,而且成为影响后世的重要传统。六朝的献赋活动和两汉献赋传统的一个大的不同,是受诏作赋的情况更加多样化,尤其是君臣同赋或令臣下同赋的情形大量出现;在功能上,则是文学本身的特性显得更突出。这是六朝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汉魏六朝献赋活动的基本机制,是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下,献赋成为皇权政治的重要点缀和庙堂文学的重要构成,它体现了皇权的尊贵,彰显了朝廷的美政以及士人的政治热情。汉魏六朝的赋体乃至整个文学的基本性质仍然是以皇帝和诸侯王为主导的、以政治和政治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庙堂文学,当时的大部分文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仍旧是宫廷文学侍从的角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良马输入的途径

在魏晋南北朝这个动乱的时代,一个政权的生存与发展很大程度上仰赖于骑兵的作战能力。马具有极重要的意义而为各割据政权孜孜以求,马通过各种方式在各政权间互相传播和转移,这种转移主要有互市、赐赠、贡献、战争等方式。     

新法行废与周邦彦仕途浮沉

以北宋后期新法行废对学制、官制的影响为依据,考证周邦彦仕宦生涯中几个存在明显争议的问题.周邦彦早年就读太学,明显受到新法改革太学的影响;所著《汴都赋》表明了支持新法的政治立场,也是其思想深受新学引导的结果;中年蒙哲宗召对,重进《汴都赋》,得授秘书省正字,亦与绍圣间重施新法的政治背景相合.但关于其改官的问题,现因文献不足不妨存疑,未可作为其人品判断的依据.     

少城一曲浣花溪——明蜀王文集中明代成都的初步印象

明蜀皇城、明远楼是成都几百年来的标志。但明皇城的主人及其臣属的生活工作状态和环境,却少见于文献。本文通过简介笔者从日本拍照回来的《献园睿制集》、《定园睿制集》、《怀园睿制集》、《惠园睿制集》,以及国内一直留存的《长春竞辰稿》五部传世文献,介绍五部文集的作者,尤其是蜀王中的三代贤王事迹,勾勒出"少城一曲浣花溪"的明蜀成都逐渐发展繁荣的初步印象。     

万历以后江南乡绅势力的恶性膨胀及其危害

万历以后，由于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动，江南地区的乡绅势力不断扩大其自有的封建特权。除法定优免特权进一步扩大外，乡绅还大量地接受诡寄和投献田产，完全成为地区社会的统治阶层。乡绅势力的恶性膨胀，最终导致了地区经济的崩溃和农村社会的分裂。     

论《大明恭穆献皇帝实录》的史料价值

《大明恭穆献皇帝实录》是明嘉靖帝为其父兴献王朱撰写的实录体史书，其中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科，有些是其它史书所未见者，它对研究明中期藩王制度、兴献帝封地安陆的情况以及兴献帝本人都有很大价值。但由于本书不符合历史上只为皇帝修实录的惯例，因此修成后备受冷遇，且现在中国大陆只有一部，很少被人注意，以致它的价值一直被埋没。     

超越宿命 领受天意——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断想

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须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1946)杀人是极大的罪恶。动用国家武装力量杀人是极大的国家罪恶。日本国家军队对中国人的杀戮(1931～1945)是日本对中国犯下的滔天大罪。这一罪恶已被制止了整整60年。但它的国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