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法洛斯:解读《王制》的一个新入口

克法洛斯是《王制》第一卷中的重要人物,他与苏格拉底的交谈内容关系到《王制》中许多重要的论题。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克法洛斯代表了当时雅典城邦的政治文化氛围:作为具有卓越经济地位的异邦商人,具有雅典民主制的城邦根本的商业特征;他对哲学的喜好其实来自于智术师的跨城邦的哲学普及教育。他和苏格拉底的交谈,将引出整部《王制》的谈论主题:首先,从老年的状态开始谈起,牵涉爱欲与灵魂的关系问题;其次,克法洛斯引用诗人的话,一开始就传达出诗歌与哲学关于什么是好的生活的冲突,即后来所谓诗与哲学之争;最后,由于苏格拉底的挑明,克法洛斯从财富问题直接引入关于正义的讨论。但是,他的正义本质上是民主制度下的个人正义,而非苏格拉底的城邦正义。于是,在苏格拉底进一步诘问时,克法洛斯选择了回避。     

苏格拉底反特拉绪马科斯

柏拉图《王制》卷一中苏格拉底与智术师特拉绪马科斯关于正义定义的论辩,不仅在卷一、也在全书占有极为关键的地位,苏格拉底面临的来自智术师的这一重大挑战,实际上统领了全书关于正义及相关问题的讨论。但是,这场论辩理解起来并不容易。细致彻底地梳理这场论辩,既可以透辟揭示特拉绪马科斯的正义理解蕴含或潜藏的种种观念和立场,也可以清楚展示苏格拉底反驳特拉绪马科斯的诸种细节及其致胜的关键,还能指出进一步思考这场论争之思想史意义的可能方向。     

从《王制》中礼仪与法律的合一看儒教的宗教性

《王制》篇是古代儒者从礼的角度阐述国家管理的各种最重要的制度,其中不仅有很多在今天看来属于世俗的法律制度,也有很多是关于宗教礼仪的具体规定。这在其后的《唐律疏议》等古代主要的法律典籍中,思想一以贯之。因此,在古代儒者看来,宗教规范同时就是国家的法律制度;国家的法律制度也是它们的宗教规范。不仅中国古代是这样,印度教的《摩奴法论》等古代其他主要国家宗教的情况也是如此。这就说明,儒教和其他国家宗教的性质是一致的,即儒教也是一种宗教。     

早期王制与民本思想的滥觞——兼析民本思想与统治思想之关系

客观存在的国家权力的公共属性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民本思想发生发展的最重要的历史依据、社会根源和政治动因.其主要导出途径有宗族观念、宗教观念、政治经验、社会认知等.就思想逻辑而言,四者都可以单独构成民本思想的来源.就文化形态而言,四者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民本思想的支柱.就实际发生过程而言,对现实政治关系的清醒认知可能最先发生.民本思想与早期王制的伴生关系证明:民本思想自产生之日起就是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秦朝“以孝治天下”的主要措施及其历史贡献

"以孝治天下"是华夏古代国家源远流长的政治传统,这一政治传统并没有在秦朝中断。秦朝借重宗法治国的主要措施有设置倚重"儒者""儒学"的国学体制、推行弘扬宗法伦理的礼制教化、颁行维护父家长特权的国家法典等。比较王制"孝治"与帝制"孝治"的异同,可以发现帝制"孝治"是从王制"孝治"蜕变而来的。与时俱进地改革"孝治"并使之法制化是秦国及秦朝的主要历史贡献。     

从五帝、三王到“天下型国家”:“天下政治”的历史成立

从五帝时代的共识的中国,经过三代的带有理想性的王制中国,再到秦汉王朝的大一统天下型国家,天下-中国的政教形态得以确立,这一形态集种姓民族、国家形式与文化文明形态于一体。这个形态的基本特征是纳天下的政教理想于成熟的国家形态之中。这种天下政治乃是有限支配与无限支配的统一体系:一方面,通过以家、国等为基础的有限支配推动以天下为指向的无限支配;另一方面,通过以天下为指向的无限支配反过来推动以国-家为基础的有限支配。由此形成了天下要素与国-家要素、文明要素与政治要素相互嵌入、彼此相造的格局。     

《礼记·王制》篇的两种生态观浅论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和谐观念极其普及,天人和谐的自然生态观以爱物惜命、敬畏自然为标的,由此衍射出的文化观则以、兼容并蓄、以异存同为旨归。儒家文献《礼记·王制》篇便很好地体现了此自然、文化两种生态观,其中所透显出的现代性与普世性价值,对治理当今生态环境和文化环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柏拉图笔下的佩莱坞港——《王制》开场绎读

柏拉图<王制>的开场非常著名,本文通过细读这段开场描写,着力理解其中所包含的对<王制>主题的寓意,并尝试解释柏拉图这段笔法的政治哲学意蕴.     

皮锡瑞《王制》研究评析

清儒尤其晚清今文学家重视《王制》研究,皮锡瑞承前人之绪,对《王制》的文字训诂与名物典制、《王制》郑注的是非得失、《王制》的成书时代及其性质、《王制》与《周礼》的异同优劣等问题作了反复探讨,最后撰成《王制笺》一书,将清代的《王制》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通过检视皮锡瑞的《王制》研究及其对待郑注的态度,可以相当清晰地看出他从专守古文到兼宗今古最后独尊今文的治经历程,这也是清代经学演进的一个缩影.     

《礼记·王制》“为汉制法”考——以西汉宗庙制度为例

《王制》是今本《礼记》中的重要篇目。综合该篇的文本内容与汉代史事,可证明《礼记·王制》文本经过长期的流传演变,最终写定于西汉初期。而从其对西汉中后期礼制变革的影响来看《,礼记·王制》更是反映出一种颇具西汉时代特征的创制性构想,具有明显的“为汉制法”色彩,这尤为突出地表现在西汉时期宗庙制度的沿革变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