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学视阈下的诏令形成

诏令是以皇帝名义颁布的命令文书的统称,是带有法定权威性与强制执行性的国家下行公文。诏令体制在汉代正式确立,在此之前,命令体制经历了一番由口头下达到书面形式命令的漫长发展过程,亦为诏令体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作为皇帝发号施令的载体,诏令类文体在演进和发展过程中,其名称也随之经历了一个由模糊到精确的过程。     

王安石两制书写及“荆公四六”的经典化

王安石在任职知制诰与翰林学士期间,撰写了数百篇制诏文本。在文体上,散体制诏的比例超过了四六骈体,体现了崇尚西汉诏令的文体观和简淡平易的文风。其四六“王言”则具有“谨守法度”、典重尔雅、重“体制”、尚“本色”的特点。南宋四六应用日趋广泛,词臣普遍研习词科,四六话大兴。王安石与欧阳修、苏轼的四六制诏成为翰苑词臣师法的范本,确立了“荆公派”与“东坡派”两大四六文派的经典地位,“荆公四六”也在南宋翰苑中形成清晰的传承演进源脉。     

赋用·国运:《历代赋汇》编纂与校订的文化意涵

"用"是中国文学在早期即已形成的一个重要传统,赋体即因"用"而生。作为中国早期的文学文类,赋体由"赋诗"而来,又投入到"用《诗》"、"用经"的文化体认和建构的事业中去,"尚用"成为中国早期文学批评中最早酝酿成熟的一个理论。从班固《两都赋序》到白居易《赋赋》均主张赋为"古诗之流",提倡借用经义"王言",重拾三代"王道"风尚,至康熙帝御定《历代赋汇》亦为彰显朝廷旨意和国家意志。《历代赋汇》即是历代赋之"能用"的大集合,是历代"王言"的大汇聚,直接关乎"国运",在中华传统文化复兴之路上具有启迪意义。     

清华简(八)《摄命》"王教王学"释论及相关问题

清华简（八）《摄命》中的“朕命”乃是周王对自己政令的一种总称，这一类的表达广泛见于金文和《尚书》。“王言”或“言乃事”，指一项具体的职事。“王教王学”则是周王要求负责“王言”职事的大臣在执行周王政令之前，要经受周王一番统一思想的教导和规训。周王通过“王教王学”，使推行“王言”政令的臣工与自己保持同心同德，从而使周王政令在推行过程中可以最大程度上保持其原本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