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通与经学更新

作为统治学说的经学,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表现形式,经历了由《五经》传统向《四书》传统的转向。对经典的解释也是各不相同,尽管许多人曾力图统一对经典的认识,但是从来没有实现过。伴随着对经典态度的转变,在经学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若干阶段,在每个阶段中都有各自的特点,王通无疑是开启了一个阶段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独自创立了一种经学传统,这在经学史上是罕见的。     

论晚唐文化共同体建设——以晚唐文学视野中的王通接受为例

"安史之乱"后的李唐王朝之所以能够维系一百五十年之久,与其恢弘的文化共同体建设所造就的伟大凝聚力密不可分。在战乱频仍、分崩离析的晚唐后期,皮日休、陆龟蒙、司空图从现实情境出发,对隋末大儒"文中子"王通予以高度推崇和颂扬,希冀以此举重振儒学,完成矫正伦理秩序、凝聚世道人心、挽救社会颓势的历史使命。以此为例,可窥探唐代文化共同体建设进行至晚唐时的态势,以及如何在承上启下的历史节点上,为宋初文化共同体建设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论王通的儒家民族思想

王通的儒家民族思想与其儒家大一统王道政治观相辅相成,既是对魏晋南北朝以来民族冲突与融合的反思,也是对建立新的、统一的多民族王朝的理论建构。王通强调以政治认同作为国家统一和民族统一的基础,提倡仁德面前各民族平等,主张民族文化交流与互补,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传统儒家民族观,并为唐代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开启了理论先河。     

杨隋大一统思想笼罩下的功利主义历史观——兼论杨隋集团与王通史观之分歧

杨隋历史观演化过程中的丰富性、多变性及其矛盾性,充分反映出功利主义的本质。为完成统一大业,奢谈天命,弱化人事,说明皇权神授的终极意义;政治上以北朝为正统,文化上以南朝为正统,此背反现象,弱化了族群身份的自我认同,而以功业一统为价值取向。为巩固一统地位,担心历史的循环,意欲消灭谶纬;标榜师古,却为饰德,且依违于是古非古之间,反映了法家典型的务实作风。在帝国蓝图的设计上,企图超越周汉,缺乏王道理想,失去儒家制动,一统之所谓大者,无限制膨胀,最终滑向自我神化的英雄主义。义利之分合,正是杨隋与王通之根本分歧。     

论王通的道德观

王通是我国封建社会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大动乱而走向统一时期的思想家。王通在论述道德修养的必要性、道德修养的原则、道德修养的方法等方面的继承和创新 ,直接开启了中唐以后的新儒学 ,是儒学思想发展的重要一环     

三教并举状况下的隋唐儒学发展脉络

以三教并举为特征的隋唐时代,佛、道二教彰显出极大的影响力,以致遮蔽了儒学的光芒。历来治隋唐思想史者多以佛学为重点,对此时期儒学的发展有所忽略,研究成果较为欠缺。但是事实上此时期的儒学有其自身特征,且从文中子"三教可一"说到韩昌黎"传道"说,构成了应对佛、道二教的儒学自身发展脉络。外之则与隋唐政治社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内之则表明了从经学向子学过渡以及理论化趋向的儒学新形态的萌生。     

斯文在中：王通《中说》大义抉要

《中说》是隋代大儒王通（文中子）现存的唯一著作。《中说》从王道论、教化论、圣贤论、经学论、中国论等五个方面阐述了“文中”之义,其全书总要,亦王通学说之大略。王通以大中立言,为中国说法,是为一代大儒。     

试论王通《中说》之“道”观

介绍了王通其人和<中说>其书之特点, 以第一手材料例证比较<中说>"道"观与道家思想的关系, 指出王通援用了以老、庄为主的道家言辞作为自己论"道"的思想素材; 在此基础上, 析出王通所认识的"道"的本质是"至德", 内涵是儒家的, 作用是类<中庸>的"教", 是"变"、"易"、 "中"的简约和抽象."道"具有超越性和人间性两种特性, 同时将其"道"观划分为在国、在家、在群、在人之道, 展开四个层次梳理分析, 其主旨是以"道"为关节点, 融合道家、儒家思想, 以道补儒; "道"也是王通治经的学术制高点, 是他传承圣学, 继承周孔以后的道统, 并以此试图寻求以学术与政治互动的旗帜, 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河汾道统"之"道"观.     

论王通哲学对宋明理学的开启

隋朝大儒王通,位居整个隋唐儒学变革和宋明理学形成的前列,否定传统的天人感应论,率先提出了与后来理学极为相似的概念和范畴。王通的思想对理学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论王通的儒风变古及其典范意义

魏晋南北朝以来,佛、道势力迅速膨胀,儒学式微,王通以道自任,主张儒风变古,自觉地祭起弘扬儒学的大旗。他跳出传统经学章句注疏的藩篱,把儒学与现实结合,认为儒学的复兴与重振应该利用、吸收和凭借释道二教的资源,以实现"三教归儒"、重建儒学新体系的最终目的。王通提出"三教可一""穷理尽性"的理论,承认了三教独立存在的价值,坚守儒学正统的立场,使儒学真正融化并吸收释、道二教的思想因素成为可能,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有重要典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