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人口、风险群体及社会治理创新——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联谊会为例

外来人口往往处于边缘化状况,是一类特殊的风险群体。为了避免外来人口"非国民待遇"风险,政府主导加大了外来人口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相关研究主要有"新治理论"、"社会资本论"、"全球社会治理论"、"全球社会治理结构改善论"、"社会治理宪法论"、"第三条道路论"、"社区智能观"和"外来人口妖魔化观"等。调查研究发现,凤阳幸福平安联谊会在面对城市外来人口"双重集聚"新形态时,为民众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公共空间与服务平台,"同籍娘舅"的出现有效化解了冲突与再生产秩序,参与社区公益事业进一步提升了社会形象。研究发现,这一治理实践在"一主多元"背景下自治功能得到发挥,社会精英起到很好的"中间层"作用。研究最后强调,这一社会治理创新体现了"双重性",但也要避免落入"公民参与异化"陷阱。     

网络民族志基于研究者身份的伦理关系

民族志一度是研究者专业生产他者知识的手段与途径,但在反思传统与顺应新潮流——互联网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一直以来研究者自己也是民族志的研究对象,互联网兴起之后,这种倾向更加明显.网络时代的到来促使研究者的身份发生了显著转变:由自己是主体,被研究者是他者,转变为双方是平等的交互主体;由认识主体转变为实践主体;由主动的实践者转变为静默的潜伏者等.网络民族志中研究者身份的变化,为新的研究伦理关系的出现开辟了道路,即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既是学术研究的手段,也是学术研究的目的.     

事件、脆弱性与中小企业适应能力

新冠疫情的冲击放大了中小企业的脆弱性.中小企业需要对外部事件冲击进行持续跟踪和评估,同时培育短期应急管理能力和长期适应能力.根据事件系统理论,外部事件在时间、空间和强度上存在差异,并对员工个体、团队、组织和外部环境等不同层面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不同事件特征维度下中小企业脆弱性产生的管理区域不同,进而影响其相应的管理工具选择.中小企业应根据事件特征及企业脆弱性区域,制定短期和中长期应对策略.     

曹操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关系研究

曹操作为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就历史评价而言,其文学成就虽然不小,但是逊于二子曹丕、曹植。迹其文学生涯,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是诗歌创作量较少,且以四言为主,文章基本为实用性的政令文,因此缺乏文学地位;其二是,在高度发达的建安文坛,文学理论讨论日盛的状况下,鲜有对文学理论的论述和见解,缺乏理论总结。事实上,曹操实实在在是一个文坛指引者和理论践行者。在语言上他以为政论文应该遵循"指事而语""反对浮华"的创作要求;在作者方面,他反对"学问肤浅,所见不博"的创作者;在说理上,认为只有经得起"悉难"才是巧文。他的诗歌创作则体现出一种大情怀、大悲悯的阔大气势,彰显了"文以气为主"的美学风格。统观诗文,处处体现对文学"经国之业"的追求。曹操虽然给后世留下的创作理论仅存只字片言,但是他的创作却在当时为诗为文的基本要求与框架下展开,甚至可以说,曹丕所谓的"文以气为主""经国之大业"的美学追求实际上是对其父文学创作的理论总结。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内在机理、基本特征及优越性——基于马克思协作理论的分析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共产党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马克思协作理论有助于深入理解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政治经济学逻辑。集中力量办大事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全社会范围内的大协作,因此具有协作的一般积极效应,但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资源要素配置方式、生产目的及生产指挥等方面与资本主义协作存在本质区别,同时在应用范围、生产速度、决策效率、调动积极性等方面具有显著优越性,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协作的超越。     

双元创新视角下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效率提升路径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

运用DEA模型对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2015—2019年的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并基于双元创新视角,选择探索性创新投入、开发性创新投入、政府补贴、企业性质、企业规模和融资约束作为前因解释变量,通过fsQCA方法对提高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效率的有效路径进行识别,总结归纳为“渐进式创新主导型”、“开拓式创新主导型”、“双元创新驱动型”和“政府补贴支持型”四种构型。     

言语行为理论框架下的服务业言语交际研究

从Austin言语三分说、Searle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以及扩充的言语行为理论三个方面阐述服务业言语交际现象,继而从会话含义的动机因素、合作因素以及关联因素三个方面对上述现象进行梳理.其目的是使言语交际的双方能看对象、知语境、讲实效,做到善听善说善解,促进国际服务业言语交际的顺利进行.     

科技创新、产业复杂度与经济增长

科技创新能够通过产业复杂度的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以1995—2019年世界银行和哈佛大学Atlas数据库的科技创新为研究样本,运用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考察科技创新如何通过纺织类、农业类、钻石类、矿产类、金属类、化工类、汽车类、设备类和电子类的产业复杂度变化来影响国民生产总值,从而揭示了科技创新如何通过产业复杂度的变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科技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产业复杂度的中介效应量为90.83％,具有显著性,其中农业类、钻石类以及矿产类相关系数为负,其他类别相关系数为正,电子类作用程度最高.区分经济体类型的研究结果显示:产业复杂度的中介效应存在异质性,发达经济体、亚洲经济体、技术密集型经济体存在相对优势,而且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增长开启了"机会窗口期",后发经济体可以实现"弯道超车".这一研究结论有助于丰富科技创新领域的相关成果,能够为引导产业转型升级方向、提高国家经济增长能力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