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少数民族地区田赋征收与乡村社会权力关系变动——以四川会理屯粮征收为中心的考察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一个多民族县。在四川会理档案馆保存的大量晚清绅民互控档案中,众多反映因屯粮征收而引起纠纷的案例,向我们展示了乡村社会权力关系变动图景。下层士绅、催粮总催、普通民众在抗粮不纳纠纷中所采取的策略、州官审断抗粮不纳纠纷的原则与取向,显示了晚清下层士绅在介入地方公共事务的过程中,自身权力的来源已发生变化,但其权力并未明显上升,仍然受到官和民的制约。尽管如此,这一变化仍然对地方社会权力关系的变化产生了影响。     

“抗粮”与“敛费”:咸同之际山东田赋锐减的团练因素

咸同之际,山东取代东南数省而被清廷视为新的财赋之区.然而,山东提供的田赋收入恐怕要远低于清廷的预期.个中原因颇为复杂,但山东团练的抗粮和敛费行动在当时已被认作导致田赋锐减的关键.团练的抗粮和敛费行动固然与绅民不满官府加重攫取乡村资源有关,亦应看到清廷团费自筹政策产生的意外后果.     

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与田赋征收

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数次变化,其中一个总的趋势是从国有到私有。土地的私有化并不意味着国家土地所有制的消失,而是以另外不同的方式存在。秦汉以至明清,国有土地大致有公田、屯田、学田、皇庄、官庄等名目。土地的私有化只是导致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半自耕农土地所有制的出现。秦汉以后的土地制度,大致有国家土地所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半自耕农土地所有制三种形式。不同的土地制度,“田赋”征收亦不相同,“田赋”征收经历了几次大的变化。在田赋征收的过程中,涉及诸如田赋的征纳物品、田赋征收中的考成、田赋征收中的私饱以及田赋的预征和蠲免等问题。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实施田赋征实制度原因探析

抗战时期,促使国民政府实施田赋征实的主因有二:一是财政危机；二是严重的粮食问题,尤其是后者,实为政府最终实施田赋征实制度的决定性因素.它是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特殊环境下的必然选择,与其说是国民政府自身调整政策的结果,还不如说是战争逼迫下的产物.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土地陈报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沿海地区相继沦陷，关税、盐税等各项商业税收锐减，田赋在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之中尤显重要。1941年4月初，国民政府接管各省田赋及土地陈报，并推行田赋征收实物，以解决战时财政问题和粮食问题。土地陈报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     

论清末田赋财政地位的变迁

鸦片战争前后，田赋是清朝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占岁入的三分之二以上。后来清政府因为支付大量的战争赔款和镇压农民运动的费用，国库空虚。为了增加国库收入，清政府设置新税开征厘金和海关税，到了清末又大量举借内外债，这样田赋在清末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的地位日趋下降。     

《社会变动中的制度变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政研究》评介

《社会变动中的制度变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政研究》一书是宝鸡文理学院郝银侠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全书46万字,于2013年8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著作以粮政为节点,深入透析了国民政府时期粮食与政治、粮食与经济、粮食与社会变迁等错综复杂的关系,是一部全面系统研究抗战时期粮政的扛鼎力作。     

一个区域社会的田赋负担问题成因分析——以1927—1937年的山西乡村为中心考察

近代后期,中国乡村普遍存在极高的赋税,山西的情况尤其如此。1927-1937年期间,正是阎锡山统治山西的重要时期。此间,山西农村社会一方面承受着阎锡山"村制"改革之重,一方面又遭受着军阀战争的骚扰,田赋负担十分沉重。同时,山西乡村也面临着同全国其它大多数乡村同样的情况,如赋税在行业和城乡间征收的极端不平等,财政上的中央集权对农村赋税的深刻影响,近代以来的自治运动所导致的地方财政支出的不断膨胀,田赋征收人员的舞弊及地方公务人员的贪腐等,造成这一时期山西农村社会严重的田赋负担问题。作为了解近代山西乡村社会的一个窗口,分析这一问题的成因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