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应如何作为:来自医学人类学哈佛学派的启示

聚焦人类学者在针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跨学科研究中应该有何作为这一议题,通过借鉴来自医学人类学哈佛学派的民族志洞见和研究经验,为当下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危机中所进行的田野观察和分析,以期获得灵感和启示,并探索有可行性和操作性的研究策略和方法。     

关于明代传染病的初步考察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传染病频发的时期,就其分布而言,南方明显多于北方。南方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及福建省。影响明代传染病地理分布的原因除了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灾荒与战争以外,在很大程度上,与南方山地的开发、流民移动的方向息息相关。明代传染病以瘟疫为最多,痢疾、伤寒、疟疾较为严重,鼠疫也有大面积的流行。     

历史上的大流感

自古以来，瘟疫就经常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流感便是其中主要的一种。流感一般分为三种，即甲型、乙型和丙型。甲型流感也就是目前向人类发起新挑战的禽流感。让我们翻开人类疾病的历史，看看历史上的流感是怎样的。     

两汉时期中原地区瘟疫研究

两汉时期的中原地区是瘟疫高发区,尤其是东汉中后期出现了疫病高峰,导致人口大规模非正常死亡,造成经济萧条,引发人们的信仰危机,给中原大地社会、经济及家庭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诱发瘟疫的因素,主要有生态环境的失调、寒暑错时、乱世混战及民众的不良习俗等所致。为了维护正常的封建统治秩序,汉王朝采取了一系列的救治措施,虽不能从根本上有效防治疫情,但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疫情,给生还者以心灵安慰,为灾区疫后民众的生活重建和生产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近代天津的瘟疫流行与慈善机构的医疗救济

近代天津是一个瘟疫多发的城市,尤其是在水旱灾害频发的年份。瘟疫流行期间,天津市各慈善团体均致力于疫病的防治、控制和治疗。他们的善举有效地控制了疫情,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尤其是士绅倡导的"防疫"理念为近代公共卫生体制的确立提供了市民基础。     

马丁·路德与宗教改革时期的瘟疫救治

在瘟疫肆虐之时,马丁·路德等人的救灾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宗教改革与近代医学发展之间的联系。从公职人员逃离职守到积极投入抗灾救灾,从祈祷免祸到医药治疗,从医治患者到筹建近代医疗、医学体制,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关键时刻公职人员应持何种态度,在迷信与科学、愚昧与理性之间取何种立场,在专业分工和公共利益之间如何根据情况发挥积极作用,这些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在评价宗教改革时,有必要澄清仅仅把宗教改革视为宗教变革的观念,进而为反思欧洲近代体制的源头、近代医学的崛起,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民国时期瘟疫与现代文学书写

民国时期瘟疫频仍,经常爆发天花、霍乱、鼠疫、疟疾等重大疫情,给劳动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由于民智低下以及医学卫生条件的不发达等原因,许多人只能听天由命,出现求神驱鬼等消极迷信的思想。现代文学真实地展现了疫灾之下迷信之风盛行,产生了招魂、求神、躲病等形形色色的迷信救治现象。     

铲除“白色瘟疫”，国际社会在行动

自1909年万国禁烟大会开启全球联合禁毒的先声后,为彻底铲除毒品危害,国际社会深层次合作陆续展开。从缔结第一个禁毒公约《海矛禁烟公约》,到国际禁毒立法体系的不断完善;从设立“国际禁毒日”,到建立联合国国际禁毒署;从国际联手缉毒执法,到推行“替代发展”的综合治理计划,毒品泛滥的势头得到了初步的遏制,国际社会为此付出的艰辛努力有目共睹。     

近600年来我国的旱灾与瘟疫

根据有关历史文献、气象资料、报表和地方志的统计结果 ,15— 19世纪 ,全国共发生旱灾 15次 ,总历时 4 9年 ,其中 14次有瘟疫伴生。北方旱灾 14次 ,13次有瘟疫伴生 ;南方旱灾 7次 ,均有瘟疫伴生 ,有 6次南北同旱。 2 0世纪 ,全国共发生旱灾 18次 ,其中 ,北方旱灾 17次 ,两次有瘟疫伴生 ;南方旱灾 11次 ,1次有瘟疫伴生。 2 0世纪的灾害发生率是前 5 0 0年的 6倍。该文指出 ,这是由于在全球工业化过程中 ,不断增加的温室气体产生了温室效应 ,使气候变暖、降水减少、持续冬暖所致。因此 ,该文建议加快实施西部开发 ,治理环境 ,实施节水、调水工程 ,提高防灾抗灾能力 ,以缓解南北旱灾和瘟疫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