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宁与《普宁》——流亡文学的悲剧世界与悲喜剧世界

蒲宁和纳博科夫都是著名“白俄”作家,在他们各自以白俄流亡者为题材的作品中,显示了两种不同的创作旨趣,即一种是悲剧精神,一种是悲喜剧精神。本文主要从两位作家的年龄、经历、境遇及与时代的关系中,探讨两种精神的成因。其实,无论从世事变迁,人既无奈又随遇而安的常情及二十世纪的普遍精神倾向来看,白俄流亡文学从悲到悲喜都是一种很自然的过渡——但来改变悲剧的本质。     

真实的幻象——略论中国普罗小说中的白俄叙事

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在钱杏邨、殷夫、冯乃超、莞尔等中国现代普罗作家笔下不约而同地出现了白俄叙事.受到民族、语言、文化、政治等方面的隔阂与限制,这些白俄叙事难以深入白俄的日常生活与内心世界,因而其所塑造的并非真实的白俄,而是白俄的幻象.然而,这些白俄幻象展现了普罗作家文学想象与自我想象的方式,而且充满了作家与无法根除的小说“杂语”的博弈.就此而言,这些白俄幻象又是真实的,映射出普罗作家建构革命性自我的艰苦努力.白俄叙事颠覆了普罗作家“左倾僵化”的刻板印象,还给他们文学乃至革命丰富而生动的表情.     

遭遇“他者”与迷失“上海”——穆时英中篇小说G.No.Ⅷ的白俄叙事

1936年穆时英在《文艺月刊》上连载了以白俄女间谍丽莎为主人公的中篇小说G.No.Ⅷ。本文以此为研究对象,尝试思考两个问题,一是形式,即穆氏为何选择"间谍小说"这一文学类型;二是形象,即"丽莎"与其他文本的互文性关系以及建构过程。形象问题又可细分为二:穆时英为何将丽莎塑造成忠贞的"复国者";用"波兰人"康妮丽替换"白俄"丽莎的逻辑何在。由此可以发现,在穆时英的白俄叙事中,丽莎无疑成为上海半殖民地空间中一个独特的"他者",这不仅在文学社会学意义上折射出彼时"高等华人"的主体性幻象,而且为解读穆时英的文学转向,乃至更为深刻的民族—国家认同危机提供了重要线索。     

鲁迅白俄叙事考论

1922年,鲁迅通过由尼采哲学参与形塑的思想视域,在飘泊到北京的白俄歌剧团演员身上发现了反抗“寂寞”的“强力意志”。而上海时期的鲁迅,已然身处白俄都市文化的包围之中,但却冷峻审视着这一颇具国际性的“摩登”,并深刻批判了国人隐藏在“摩登”深处的自恋与自欺。鲁迅猛烈抨击了那些狐假虎威、包藏“沙俄”遗毒的白俄巡捕,但对于包括《死魂灵》图画集藏书者在内的诸多俄国流亡知识分子,他却并未追随左翼风潮,将其视为颇具贬损意味的“白俄”,而是在中性的“侨民”意义上思考这些知识精英的政治与文化选择。而在1932年与“白俄系报”关于萧伯纳的论战中,鲁迅不仅将萧伯纳置于中国具体的革命时空中理解和接受,而且将萧伯纳所激赏的苏联亦视作伟大但仍需“拿来”的异邦。作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个独特的“他者”,白俄构成了有关西方、现代、历史与革命的多重镜像,而鲁迅正是在那些深刻关涉个人的思想转向,以及现代中国之社会变革、文化状况乃至革命走向的重要议题上,敏锐地发现了白俄对于自身以及国人独特的“唤醒”与“质疑”功能。     

靳以与巴金的分途——从两篇白俄题材小说谈起

巴金的《将军》与靳以的《陨》,都是关于白俄流亡者题材的小说。作家对于异域人物描写,都突破了当时的主流模式,对其给予了一定的人道主义同情。不过,《将军》更具有"国际性"的深广视角,《陨》则更着眼于本土社会批判。透过文本意蕴的反差,可以深入探求二位老朋友文学取向的分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