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广东的盗匪问题与政府清乡——从社会治理看清朝统治的末势

盗匪问题是清末广东突出的社会问题,在当时的文献中,常能见到诸如"粤东之盗,甲于天下"的说法。盗匪威胁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社会动荡,不少也卷入革命党人发动的反清起义,危及当权者的统治。为消弭匪乱,稳定社会,清政府当局推行严厉清乡政策,以军事手段打击盗匪,而效果却并不明显。清末广东匪患的严重化以及政府于治理上的疲软处境,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清末社会及清政府垮台的社会基础提供了更广的视角。     

被舆论化的历史:"粤东盗甲天下"说与近代广东匪患

在清末民初文献中经常见到的"粤东盗甲天下"之类的言词,并非建立于客观统计比较上的结论,主要是社会各界对近代广东匪患的观感和社会心态的反应.它也与近代广东盗匪现象的某些特点相关.在一定程度上,为研究近代广东盗匪问题提供了有助于了解问题的社会背景.     

清代盗匪案的类型与成因

盗匪案涉及基层社会的治安问题,这类案件的增多是社会动荡的先兆。根据盗匪团伙组织行为方式的变化情况,清代基层社会盗匪团伙案件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临时组织型、松散组织型和半军事化组织型。社会贫困化是盗匪形成的重要原因,而战乱和地理环境也是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从清代盗匪案的类型演变和发展轨迹,能够寻找到与民国时期盗匪猖獗的现象贯穿一致的历史脉络。     

分寸

康熙年间,汉中府柳林一带盗贼猖獗。官府为此伤透了脑筋,曾派大批官兵前去盗匪老窝缉拿围剿,无奈,盗匪各个都身怀绝技。结果,官兵一次次溃败归来,损兵折将。这样更助长了盗匪的嚣张气焰,有时在光天化日之下,盗匪在官兵眼皮底下大摇大摆进行盗窃抢劫,可谓无法无天,胆大妄为。     

清末民初的粤港澳流动与广东社会秩序——以匪患为例

粤港澳地理上相连,居民习俗相同,来往频繁,近代以来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但自西方殖民者控制后,港澳变成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的特殊地区.清末民初广东盗匪利用粤港澳之间的流动性购买先进的武器,且将港澳变成策划行动的重要基地和躲避官府缉捕的避风港.跨界流动的盗匪甚至可以接受到外来文化或先进革命思想的影响,对近代广东社会秩序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卢作孚与1923～1936年间北碚地区的盗匪改造

卢作孚提出利用团练、军队除匪,通过感化、训练、引导、教育、建设等手段对罪犯进行改造,成功肃清了盗匪,训练了人才,引起了人们对公共事务的普遍关注,带动了其他事业的发展.     

明末清初江南的地方防护

明末清初的江南地方政府除了要应付外来的战乱波及外,需着重处理的是内部萌生的变乱.明清时期发生于江南地区的这种变乱,规模较大的即以盗匪为主.本文选取江南一个普通县级政区嘉善县为论述中心,对当时乡里社会抵御盗贼等变乱和控制地方的功能作了初步的探讨,认为国家的统治力量已渗入至乡里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管理空间上与地方的自治领域除有共同的交接外,还存在一些细微的分离.但即使在王朝更替之际,国家仍未全部丧失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本文还提出了一个政区控制薄弱地带的命题,指出这种情况的发生与地理环境和政区边界的构成有很大的关系.     

清末民初的粤港澳流动与广东社会秩序

粤港澳地理上相连,居民习俗相同,来往频繁,近代以来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但自西方殖民者控制后,港澳变成不受中国法律约束的特殊地区。清末民初广东盗匪利用粤港澳之间的流动性购买先进的武器,且将港澳变成策划行动的重要基地和躲避官府缉捕的避风港。跨界流动的盗匪甚至可以接受到外来文化或先进革命思想的影响,对近代广东社会秩序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清末民初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堂口

清末民初珠江三角洲地区盗匪组建了许多堂口,规模不一,既沿袭了传统会党的组织形式与某些外在形态,又因时而发生新的改变,甚至出现了军队化的倾向。盗匪并不忌惮,公然以堂口之名勒收保护费等有之。清末民初珠江三角洲地区盗匪堂口林立,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代工商业发展与剧烈政治变动对基层社会的影响,整体而言,传统会党影响在减弱,但非法地域势力的影响却在加剧,从中可以看到,军阀政治对近代珠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秩序的武力化影响。     

明至民国时期皖北地区呰窳风习探析

明至民国时期,皖北地区水旱灾害频发.连年的灾荒,使得訾窳偷生习俗在皖北各地油然而兴,民人懒散成风.在是风乃俗的支配下,皖北社会普遍惰于农业之事.民间虽重视农业,但轻于耕耘;水利不兴,农业生产缺乏必要的水利灌溉,大多仰赖天泽;农作物疏于施肥,广种薄收;除短暂的农忙季节外,人们其余时间绝大多数处于闲散无事或少事状态,冬、春二季安坐而食,惯于游手好闲.这种呰窳之习对皖北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不仅直接导致了明清以来该地的社会经济落后,同时也是考察此间皖北流民四出、盗匪泛滥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