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克庄碑志文书写的审美逻辑与情动转向

南宋季末,刘克庄主盟文坛,撰写了体量庞大的碑志之文,地方化与家族性特征明显。其碑志"以情度情"的审美逻辑,判然有别于理学家"以理节情"的文体书写观念,人格表达的艺术实现则以用晦与互见之法重出或略不论著,使文辞简俊而布置有致,且于叙事之外几乎篇篇征经引史,难逃词科习气之嫌,此又别出宋人一格。刘克庄碑志多作于暮年奉祠乡居期间,因其衰病思钝,不免将精神上强烈的盛衰体验投注到对行艺功业、政治理想和生死哲思的折冲、应时与妥协之中,情感亦从私人领域转向公共空间,以切世用,碑志蕴涵着浓厚的秩序重建意识,因而更具审美情致和韵味。     

盛衰皆因儒——元杂剧命运的一种解读

元杂剧在经历了短暂的繁盛之后悄然衰微,其繁盛有着文人儒士的参与之功.元初封建宗法制度的失承及儒家思想的失落形成了相对的自由环境,而其后理学的复归和统治体系的确立,反向构成元杂剧发展的桎梏.儒生及儒家思想的沉浮,对文学艺术发展的影响永远是一个复杂而值得探讨的问题.     

忧患意识与史学思想

忧患意识是对历史盛衰的辩证认识,在中国史学思想史上,见盛观衰的历史思维、居安思危的观念和借鉴历史的知几察来的思考,都是忧患意识的重要体现.在新世纪,忧患意识有着新的时代特征,同时,对于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唐朝的盛衰谈梅花与牡丹

唐玄宗在青壮年时期,奋发有为,励精图治,开创了唐朝最强盛的“开元盛世”,姚崇、宋NFDF8两位贤相是最大的功臣。梅花宰相宋NFDF8为相期间,宽刑减征,修好邻邦,为“开元盛世”的出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唐玄宗宠幸人类中的牡丹花——杨贵妃后,一方面杨贵妃“惑主”,使唐玄宗骄奢淫逸,荒废朝政;另一方面杨贵妃引荐了杨国忠这个牡丹大玩家,由杨国忠直接激发了“安史之乱”,盛唐由此变衰。与此同时,植物界的牡丹花使王公贵族玩物丧志也是盛唐衰亡的一个重要社会根源。     

《魏书》的编纂特色与史学价值

《魏书》编纂的成功与北魏政府长期重视本族史料的储备和魏收本人的史官生涯、修史经历、学术识见密切关联。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魏书》长期背负"秽史"的污名。实际上,魏收的著述旨趣在于编纂一部实录式的史学名著,这已为当代史家所阐明,同时亦被近年来的考古成果所印证。魏收以恢宏的视野梳理一代历史发展大势,将北魏历史的演进划分为四个阶段,其间体现了他对北魏历史盛衰的思考。《魏书》设置"十志",弥补了自《汉书》撰成至唐初近六百年间正史无志或有志而缺食货、刑法等重要内容的缺陷;《魏书》的编纂又突破前史体例,新设《官氏志》《释老志》,反映了北魏重门阀、崇佛教的时代特点。     

明清新城王氏家族盛衰探析

山东新城王氏家族在极短的时间内由元末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平民之家发展为煊赫明清两朝的世家大族，然而却又在300余年后呈现衰败之势走向衰落，这其中包含诸多因素。通过从政治、经济、婚姻、教育四方面进行分析，可以探究其家族兴盛之因，继而又从内外部环境方面探微其衰落源流，进而为后世家族发展提供借鉴。     

晚清典志体史书的历史观探析

典志体史书是历史编撰学研究的十分重要的史书体裁,是中国古典文献中专门分类汇辑与论述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典章制度的书籍,在历史文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晚清是典志体史书大放异彩的非常重要的时期,文章试图着重对晚清典志体史书的历史观作出全面的分析和论述,以期对这一时期的典志体史书具有的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有个宏观的了解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