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通知—删除"规则的性质——以平台自治为视角

"通知—删除"规则的法律条文并没有赋予平台自治的空间,但是平台自治的需求已经"凸显".免责条款理论表面上能保障平台自治,但是并不符合我国的实际.归责条款理论是我国的通说,其扼杀了平台自治的空间,司法实践对此虽有调和,但是难以济事.我国的"通知—删除"规则系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其在性质上仅仅是行为标准.在侵权行为的认定上,违反"通知—删除"规则的情形并非侵权的充分条件.事实上,这一行为标准的违反在侵权法上的意义仅仅作为主观过错的证据,电商平台可以反证其不具有过错.司法实践中亦有区别对待"通知—删除"规则的违反和侵权之认定的做法.明晰此点方可保障平台自治,同时亦实现电商平台对用户监管之目的.     

网络服务提供者著作权侵权中的双重注意义务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对原有通知删除规则进行了科学修正，但事前保护缺位与事后救济程序失范的问题仍然存在。随着网络服务提供者完成角色转型和技术升级，其作为网络侵权风险的控制者和参与者，有必要且有能力承担未通知阶段的主动预防义务和已通知阶段的证明材料审查义务，以弥补著作权保护和用户利益保护的漏洞。双重注意义务应分别与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侵权危险的预期和控制能力以及材料审查能力相适应。未通知阶段之注意义务以技术措施为主要履行方式，其注意标准的认定应综合考量技术水平、服务类型、内容介入程度、是否直接获取收益等要素，未尽该注意义务仅为过错认定的考量因素而非唯一标准，并不必然导致侵权责任。已通知阶段之注意义务仅限于对提交的证明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和有限的实质审查，尽到此注意义务的，可以免于承担侵权责任。     

论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区别不仅在于对事物的认识程度不同 ,而且更重要的是其内涵的价值选择的不同。本文分析了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内涵及其法律意义 ,结合我国的客观实际 ,提出我国的证据标准应该理性地适用法律真实的观点。     

《伍子胥变文》的历史真实性及价值取向

伍子胥的事迹最早出现在<左传>中,<左传>到<伍子胥变文>,是从史书到文学作品的改变,伍子胥则由历史人物变成了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本文以<左传>为本,兼及其他文献,探讨<伍子胥变文>的历史真实性.文章认为<伍子胥变文>的内容许多与历史事实相违或为史实所无,至多算是七虚三实.作者突破了忠君观念和家族血缘观念的藩篱,以正义和道德作为评价人物的唯一标准,美善击败丑恶、弱小战胜强暴是作家构思文学情节的尺度,作者的价值取向非常明确.     

关于改革我国陪审制度的几点建议

陪审制度的发展并不一帆风顺 ,在实践中存在着诸多问题 :主要表现在陪审制度的作用没有得到发挥 ;陪审形同虚设 ;不注重陪审人员素质 ;陪审意识淡薄 ;名为陪审实为“陪衬” ,使陪审成为摆设 ,可有可无 ;人民陪审制的作用逐渐被淡化。于是 ,有人主张取消人民陪审制度 ,有人主张照搬西方的陪审团模式。本文就此提出关于完善我国陪审制度的几点建议     

历史真实人的存在叙事策略--新历史小说研究述评

历史真实、人的存在、叙事策略是新历史小说研究中的三个最为重要的方面.在如何对待历史的真实上,研究者们主要围绕着如何重构客观存在的历史客体、如何重构历史观念展开了褒贬评价截然对立的激烈争辩.对新历史小说中人的存在及其呈现形态,研究者们从人在新历史小说中的地位、新历史小说中人的种种生存形态、与人的存在血肉关联的历史形态等几个方面作了相当充分的探讨.关于新历史小说的叙事策略,研究者们主要从叙事视角的变化、历史与今天时空的跳跃性、叙事的自我解构这三个方面作了较全面的剖析.     

纪昀的西域谪戍生涯及《阅微草堂笔记》反映西域风土人情的特点

乾隆三十三年 ,纪昀因为“漏言”被谪贬至西域乌鲁木齐。与古代其他谪贬文人所不同的是 ,他并未完全沉浸于穷愁怨艾的情绪中 ,而是以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面对现实。他的《乌鲁木齐杂诗》及《阅微草堂笔记》多方面地展示了西域的风土人情。但两者在内容及视角上有所不同 ,《乌鲁木齐杂诗》以丰富见长 ,但多粉饰之意 ;《阅微草堂笔记》以深刻取胜 ,真实而颇见其洞察力     

《圣经》与《可兰经》：圣书之争

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虔诚的信教者”。他们都相信这些圣书所记载的东西都曾经真实地发生过，因此他们觉得自己有责任广布教义，让全世界的善男信女都信奉主的教诲。（犹太人是第三类人，他们不信神不信教，不觉得他们有同样的责任和义务。）     

"黔电送粤"中水电真实移民成本问题研究

现行“黔电送粤”的电价未能反映真实移民成本。理应在厘清真实移民成本主要组成部分的基础上,在谈判和核定电价时加以考虑,促使真实移民成本成为电价的构成要素,这对于解决各族移民的脱贫致富,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