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艺启蒙的三次冲击波

中国的文艺启蒙,始于16世纪初的明代中叶.自此而迄于17世纪中期,形成了三次强有力的冲击波.第一波以祝允明、唐寅等"吴中四才子"和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为代表,反对程朱理学之"理"对文艺创作之"情"的束缚,凸显了文艺创作的"情感-审美"特质;第二波以归有光、徐渭等人为代表,标举"天下之至情",凸显了"真我为体,觉灵为用"的创作主体意识;第三波以李贽、汤显祖、袁宏道、冯梦龙等人为代表,以"童心说"的新理性主义文艺思想为旗帜,凸显了"人即是诗,诗即是人"这一文艺启蒙的本质特征和灵魂.文艺启蒙极大地解放了作家的思想和创造力,使晚明文坛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     

真诗无诗——普希金抒情诗新论

普希金的抒情诗， 真挚、纯净、简朴。纯净的真情造就了普希金抒情诗简朴的风格， 而简朴的风格又充分体现出感情的纯真。在普希金创作的许多优秀的抒情诗中， 你简直感觉不到诗，你看不到诗人的构思， 分析不出诗人运用了何种高超的艺术手法， 也找不到令人叫绝的修辞手段。一切似乎都是本来的样子。而在自然质朴， 平实寻常的字句中， 你又分明感受到了无法抗拒的艺术魅力。这就是因为在这些不加修饰，平淡得不能再平淡的小诗里，蕴藏着浓厚的否定形式、否定技巧、否定艺术的纯净的真情。     

论明末清初的诗主性情说

明末清初的诗主性情说相较于晚明与清中期,呈现出了一种新的特征:其一,从外部结构上来看,诗言志与诗主性情说呈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其二,从内部系统上来看,诗主性情说不仅从个人之性情延伸至万古之性情,同时在性情与世运之间也形成了辩证统一的联系;其三,从审美取向上来看,由诗主性情说所引发的对"真诗"问题的探讨同样是这一时期诗论的重要特点。     

论"真"的美学内涵

“真”是中国美学中与“美”密切相关的观念 ,属于美的本体范畴。始发于道家之“真” ,是表述事物及人的本质、本相、本色一种自然而又真实的状态 ;儒家以“诚”为“真” ,重点指向人的天赋本性 ,由此 ,“情”的本义也被界定为“真”。庄子首出“真在内者 ,神动于外” ,成为后人文艺创作中至高的审美法则 ,王充反对虚妄强调客观之“真” ,司空图《诗品》标举诗之“真体”、“真力”、“真迹” ,明代诗人提出“真人”、“真诗”说 ,确定了“真”在文艺美学领域不可取代的地位     

灾难让诗歌从民间重新崛起

温家宝总理说：“多难兴邦。”的确，在惨烈的大灾面前，四川人没有被吓倒，共和国挺住了!灾难让我们的意志更加坚定了，大愤出真诗，大悲出真诗——这是诗的规律，也是诗人的天职。此刻，灾难让诗歌从民间重新崛起。     

"真诗"的探寻:清初明遗民诗论

针对墐钱木偶盛行的诗坛现状,清初遗民诗人接续前人的求索精神,重提"真诗".真诗的要义,从诗人主观方面来说,就是诗要有"真性情",要"有诸己而后出",在这方面,他们不仅继承明末公安、竞陵派的合理成分,也弥补二者的严重不足,不仅正确地找到真性情之源,也辨证地提出既发愤抒情又苦吟锤炼的性情表现观;从客观方面来说,就是诗要发挥和承担当代史的功能和责任,在传统的"以诗证史"之外,创造性地提出"以诗补史"、"以诗正史"、"以心为史"等新说.清初明遗民诗论多方面发展前人,扳正时弊,突破官方诗教的羁縻,既是解读曾经极盛的遗民诗的一个内在因素,自身也是一笔重要理论遗产.     

明代七子派“复古而陷伪”说脞谈

明代七子派"复古而陷伪"是一个历史命题,这一命题经过历时性的层层累加,达到了对七子派复古的丑化和妖魔化效果。这一命题有很大局限性,其弊端主要有三:其一、失之于对七子派复古的全面理解,侧重于从文学层面进行过度化概括;其二、失之于对七子派复古的多层面阐发,将七子派视为一个整体,无视主流与末流之別;其三、失之于对七子派复古的动态考察,未从变化的角度把握七子派成员不同时期的文学思想,刻意制造七子派与其他文派之争,无视各文学流派之间的交融与传承。王世贞晚年提出"有真我然后有真诗",有矫正七子派末流之弊的用意。     

复古与创新:寻找失落的"真诗"--论明诗的道路及其历史启示

明代是中国古典诗歌最平庸的时代。尽管明代主流诗人或力倡复古 ,或力主创新 ,企图找回失落的“真诗” ,但也未能改变明诗平庸的面貌。究其原因 ,既非明代诗人移情别恋缺乏创作热情 ,也非他们在诗学理论上抱残守缺缺乏创新精神 ,而是宋以后中国文化理性成熟童心渐失所致。明代主流诗人以“真诗”为最高境界的种种努力、种种试验 ,就是要拯救宋以后古典诗歌的衰势 ,再现盛唐以上的辉煌 ,但留下的却是平庸的诗作与失败的记录 ,由此可以窥见古典诗歌由盛而衰的历史轨迹。     

在传统的阐释与重构中展开——清初诗学基本观念的确立

清初诗学在清算明代诗学的流弊中完成自身的理论建设,在批判明代诗学中确立自己的创作理念。这一过程,涉及伦理秩序的重建、风格典范的确立、创作理念的更新以及知识谱系的调整等多重问题,而对传统的重新阐释和建构始终是诗学关注的焦点。明清之交大量的诗学文献表明,清初诗学是沿着这一理路展开的:重倡“诗教”以奠定诗学的伦理基础,重构诗歌传统以拓展诗史视野,标举“真诗”以明确创作理念,原本学问以安顿诗学的知识基础。清初诗学形成的诗教中心观念、对传统的开放态度、崇尚“真诗”和以学问为本的创作理念,后来成为贯穿清代诗歌创作的主导倾向,构成清代诗歌史区别于前代的内在统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