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韵式与偶句韵成因探索

诗歌的节律特点不仅取决于语言的特点，更取决于主体的认识水平和审美范式。元音是最容易切分出来的乐音。因而古人选择押韵作汉语诗歌最早形式。先秦时汉语声词尚未定型，决定了《诗歌》韵式繁复的特点。《诗经》创作、整理主体瞽矇是职业巫师，擅长于巫术歌舞表演及审音。他们选择偶句韵为主的原因是：它能体现以和为美，错综为美的审美范式和原始音乐突出节奏的特点，适应巫术表演和瞽矇工作的需要。     

赋体溯源与先秦赋述论(下)

论及先秦赋,有的将《楚辞》中包括《天问》《九歌》在内的全部作品皆划入其中。论及赋的源头,有的认为来自行人辞令,而大部分是据"赋者,古诗之流也"及"赋者,铺采文,体物写志"的概念空泛加以推论。本文认为应根据已定型的汉赋的几种体式,分别探讨其源头。实际上骚赋、文赋、诗体赋和俗赋在战国之末都已形成。屈原在西周末年以来诵诗的基础上,吸收楚民歌的特征创造了骚赋和诗体赋。作为赋的主体的文赋,过去学者们或以为出于诸子,或以为出于行人之官,实际上其文本来自议对和行人辞令,但由应用文字而转变为文学的一种形式,同瞍矇的赋诵活动有关。是瞍矇选择有意义的议对和辞令,整齐其语言,使之更便于赋诵,从而促成了赋这种文学体裁的产生。除文献记载之外,先秦时较早的赋体作品中常以师旷为主要人物,也说明这一点。俗赋的题材则取自寓言和传说故事,它的形成同以表演、说笑愉悦人主和贵族的俳优有关。战国时淳于髡所编《晏子春秋》中有不少近于俗赋的作品,有的甚至传至汉代以后,在唐代俗赋作品中也得到反映,便是证明。瞍矇和俳优是先秦时代的专业文艺工作者,他们对赋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先秦"瞽矇文化"与陕北说书

中国古代说唱伎艺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先秦"瞽矇文化",其集中体现为盲人乐官制度.先秦之"瞽"由"巫"演变而来,呈现出职业化、伎艺化、仪式化的特点.春秋之后,礼坏乐崩,"瞽"被"优"所取代,失去宫廷音乐主角的地位,淡出朝堂,泯入民间,成为以说唱谋生的盲艺人.陕北说书,作为一种古老的民间说唱文学,受地域环境、传承方式等因素的影响,至今仍保留着上古"瞽矇文化"的遗存.堪称民间说唱文学的"活化石",对我们认识传统说唱文学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从赋税之“赋”到登高能“赋”——追寻赋体发生的制度性本原

作为文体的"赋"字,其意义的生成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一方面,以"贡赋"为主要义项,"赋"字从一开始就是具有制度性的内涵;另一方面,"王命使赋"的赋政活动,又使"赋"具有了作为言说方式的"直陈其事"的意义。从"瞍赋"到"赋诗断章","赋"一直在"直陈"的意义上作为一种制度性的言说方式被频繁使用。最后经过"登高能赋"阶段的发展,"赋"在直陈的制度性言说方式之外,又兼有了属文造辞的创作之义,并最终演化为指代其语言成果的文体概念。通过屈原与荀子的创作实践的推动,作为文体之一的赋终于开启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发展之路。     

师旷与小说《师旷》

师旷是春秋时代晋国的主乐太师,同时也兼有瞽矇的身份,即以歌谣的形式向王侯贵族陈述王室的历史.<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著录"师旷六篇",虽不是师旷所作,但它们传自先秦,皆以师旷为题材.<汉志>"师旷六篇"皆散佚,但我们仍可从相关史料中辑出与其相类者六篇.这六篇作品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在体制上由客主双方展开论辩,论辩的过程并不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只是展示双方的才智;辩词语言通俗并且押韵.大量的歌谣韵语夹杂在散文之中,说明它们是以声音传播为主要形式的大众文艺.这类可称为杂赋体小说.第二类的特点是以散文的形式层层递进,进行叙事,可称为散体小说.这些早期的小说作品,体制上保存着讲诵的技艺特征.这对探讨小说的起源和流传,具有重要的意义.     

禘祭中的“孝行”与瞽矇“表演唱”——《周颂·雝》主祭者角色分析及仪式还原

主祭者是以人神沟通为目的之祭祀仪式的核心角色。将此角色视角引入《周颂·雝》原意解读中,对其角色行为进行多重证据的主题分析,可发现《雝》本是西周时代周王稀祭先考并以先妣配食的仪式乐歌。通过仪式现场瞽矇乐官"叙事"与"代言"之"表演唱",此诗成为稀祭中主祭者与祖先神的交流方式。在音乐形式上,因多韵节奏快的特点,此诗逐渐被移用到其他仪式场合,又有了新的搬演程式。     

先秦时期历史档案的口述者——瞽矇职守与《国语》、《左传》的讲诵增饰

《国语·楚语》中“史不失书,矇不失诵”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根据这个思路,我们认为《国语》、《左传》中许多篇章是先由“瞽矇”之类在口传过程中不断加工、增饰而后书于简帛的,从语言艺术的角度看,这些在流传过程中的加工增饰人也应该是《国语》的“作者”。     

蜀字源于瞽矇考

对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考古资料与相关文献的宗教学研究表明,"蜀"字的起源,确实非如许慎《说文解字》所说的来自对"葵中蚕"的观察描述,而是植根于古蜀祭祀系统,产生于商朝人对古蜀祭祀系统中的盲巫觋和大目神像之瞽矇睅目与跽坐体姿等突出特征的观察;"蜀"字是对这些最突出特征的简约集中的象形表达。这一结论本身又可以进一步对三星堆遗址坑的古蜀文化定性认识构成支持。     

赋体溯源与先秦赋述论(上)

论及先秦赋,有的将《楚辞》中包括《天问》《九歌》在内的全部作品皆划入其中。论及赋的源头,有的认为来自行人辞令,而大部分是据"赋者,古诗之流也"及"赋者,铺采文,体物写志"的概念空泛加以推论。本文认为应根据已定型的汉赋的几种体式,分别探讨其源头。实际上骚赋、文赋、诗体赋和俗赋在战国之末都已形成。屈原在西周末年以来诵诗的基础上,吸收楚民歌的特征创造了骚赋和诗体赋。作为赋的主体的文赋,过去学者们或以为出于诸子,或以为出于行人之官,实际上其文本来自议对和行人辞令,但由应用文字而转变为文学的一种形式,同瞍矇的赋诵活动有关。是瞍矇选择有意义的议对和辞令,整齐其语言,使之更便于赋诵,从而促成了赋这种文学体裁的产生。除文献记载之外,先秦时较早的赋体作品中常以师旷为主要人物,也说明这一点。俗赋的题材则取自寓言和传说故事,它的形成同以表演、说笑愉悦人主和贵族的俳优有关。战国时淳于髡所编《晏子春秋》中有不少近于俗赋的作品,有的甚至传至汉代以后,在唐代俗赋作品中也得到反映,便是证明。瞍矇和俳优是先秦时代的专业文艺工作者,他们对赋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之“赋”说

《汉志》析赋为四类的根据,并非如后世所做的种种猜想,而是要追踪千年文化传统,这个传统就是"赋者,古诗之流也"。《国语·周语上》所载的"瞽献曲"、"史献书"、"瞍赋矇颂"、"百工谏"分别对应着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和杂赋,或者说它们之间分别构成渊源关系,这就是班固析赋为四类的理论根据,而非其他。